砚台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与笔、墨、纸并称为“文房四宝”。
砚亦称为“研”，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解释：“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是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用具。砚材的运用十分广泛，这其中，以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卓尼的洮河砚、山西绛县的澄泥砚最为突出，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砚”。
社会历史时期的不同，砚台的制作与形态外观也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砚台反应了当时社会的文化、经济甚至美学意识。砚台作为一种文房用具，在产品设计上砚池较平，凹陷较浅，主要有研磨、盛墨和掭笔的功能。
砚池以外的地方常刻花纹以修饰，不同朝代，流行的纹理不同。并且，不同的制砚人，偏好的花纹也不一样。而且，在不同的朝代，砚台的设计上也会有所差别。从书房古朴典雅的砚台，到小巧易携带的便携式砚台，反映的不仅是朝代的更替变化，更是人们智慧的发展以及文人墨客对文房用具的追求。
由此，我们可以透过砚台，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
砚台的制作经常选用上好的石料，质地坚硬，可传百世，再配以巧妙的设计，一直以来都会受到文人墨客的追捧与珍藏。歙砚石是制作砚台的上好材料，它一般需要经过5~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数量极其有限。
南唐和宋代对歙砚石有着大规模的开采，元代也有大量开发，过度的开采，造成了歙砚石资源一定程度上的枯竭。采石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到了后期，我们可以看到暴露出来各种惨不忍睹的石坑，就像现在大量采煤后在地表留下的各种丑陋的煤坑。
由于地势险峻，真品难得，再加上，一不小心就会遇到恶劣的天气，这也使得采石的过程只会更加惊心动魄，危险倍增。曾有文章记载了关于石坑塌陷时的骇人场面“埋声如惊雷，隔溪屋瓦皆震，禽隙兽骇”。
因为，采石越来越难，所以，我们伟大的先人们也在改进办法。制砚时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原料，唐代那种薄壳砚形自然是不能接着采用了。接着，市面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便携式砚台，这种砚台小巧，易于携带，且不耗原料。
自元代以后，这种便携式砚台便逐渐受到文人墨客的亲睐。
到了清代，物品呈现多样化，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了砚台，尤其是便携式砚台。现在有关于砚台鉴赏的书刊中，就收录了一些各具特色的便携式砚台。它们形状各异：有船形的、叶形的等等。船形砚台底部少平，船壁上刻字或花纹，而船的末尾可系绳，用于挂于腰间，砚台坚固，不怕磨损或磕碰。
叶形砚台也是同样的设计原理，在叶柄处可系绳，既小巧精致又便于携带。除此之外，还有双面砚，此砚的槽处可系绳横挂于腰间。不过，若用于泼墨写生就有点难为它了，此砚盛不了多少墨，更多的时候它是用于收藏把玩。
那时候的人们也会在砚台背后刻字，来表达理想或是一种理念，就跟我们现代的座右铭差不多。有时，我们也能根据砚的大小、材质以及背后的题字来推断出一个人的心性如何。小编曾看到在一枚寒酸的小砚背后刻着“永不借”三个字，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敝帚自珍吧。
不过，还挺有意思的，不难看出砚的主人应该是一名心性颇高的人。也曾有极其普通甚至材质稍差的砚台背后刻着“状元”二字。这应该是一名书生的砚台，不过书生所处环境之窘迫可想而知，他在考取功名的征途中将会遇到很多曲折。
这些用作警醒和激励用的砚台大都做成小砚或便携式砚台，方便人随身携带，随时给自己鼓励和指示。后来，因为读书人进京赶考经常需要跋山涉水、舟车劳顿。大多数书生全靠两只脚行万里路，这时候，他们自然是尽可能减少需要带的东西，减少负荷，提高行动效率。
虽说系绳便携式砚台易于携带出行，但若它长久挂于腰上，也是增加负重，而且，容易丢失。再者，这些系绳便携式砚台更好的是用于收藏和赏玩，它并不能盛下很多的墨，对于需要长时间书写的人来说，它也是不够方便的。
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了更加方便，自然系绳便携式砚台不再着重于“系”，它更多地出现在旅者的行囊里，于是，它有了另一个名字“行囊砚”。行囊砚一直用了很久，它虽有绳，但重点不在于“系”了。这种系绳行囊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应该是在清代墨盒兴起之后。
后来，中国还出现了刻铜墨盒等，但是，随着墨盒的不断发展，系绳行囊砚不再受到文人们的青睐。不过，它作为一种文物来说，设计精巧，造型别致，且用料珍贵，具有很大的收藏价值。
如果，要对中国砚台的起源一探究竟，那么，可能就需要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类打造工具的研磨器了。初期的砚，形态原始，则是用一块小研石在一面磨平的石器上压墨丸研磨成墨汁。中国历代的文人墨客对于砚台的珍爱与重视，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现今，刻砚、赏砚、藏砚、这些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可以说，砚台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不断演变，它的身上体现了各个朝代文化的缩影，从一方小小的砚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乃至人们审美意识的变化。
对现在的人来说，古砚台从一种实用品变成了值得收藏的艺术品，这种转化使得它更具有独特的被珍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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