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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纸织画，手工编织纸丝的工艺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永春，以传统国画为画基，按一定的技艺程序，把一幅国画（人物、山水、花鸟等）裁成一定规格的经丝，保留画幅的头尾，使画面不致紊乱；然后用同样规格的素纸条为纬丝加以编织而成。杨复吉《梦兰琐笔》曰：“闽中永春州织画，以罗纹笺剪为片，五色相间，经纬成纹，凡山水、人物、花鸟皆具。留青日札，嘉靖间，没严嵩家物，已有纸织字画。盖前明即已行之矣。”
据《永春州志》卷十一记载：“织画此为永春特产。其法以佳纸作字或画。乃剪为长条细缕而以纯白之条缕经纬之。然后加以彩色。与古所谓罨画及香笔记挈画相类。”在中国工艺美术的百花丛中，永春纸织画一度与杭州丝织画、苏州缂丝画、四川竹帘画齐名，号称中国“四大织画”。
由于纸张不易保存，现存最早的纸织画也仅为清初年间作品，加之没有文献记载，永春纸织画的起源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一般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相传隋唐年间，永春桃溪沿岸种植了许多桃树，又被称为“桃城”。每逢春花烂漫时，桃花姹紫嫣红，薄雾笼罩，吸引着许多踏青赏花的人。雾中观花，这种独特的景致激发了当地艺人的创作思维，纸织画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产生来的（艺人周文虎观点）。
第二种认为隋灭陈朝，陈后主之子敬台携军队、百工、族人由建康（南京）入永春（时为桃林场）。古代的永春，漫山遍野的竹木林，是制作生活用具的资源，当时人们模仿陶器图案，在竹编用品上进行纹样装饰。受竹编装饰的启示，宫廷画师把传统中国画与竹编技巧相结合，创造出纸织画工艺，它是宫廷绘画与民间技艺的结合（艺人林志恩观点）。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宫廷艺术流落民间（艺人李自杰观点）：在唐朝玄武门之变中太子建成中箭身亡，建成太子妃带领孩子及宫中侍女（纸织画织女）前往西域。建成太子妃能书善画，沿途与侍女相依为命制作纸织画，使织画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后潜回，居宁夏，又隐姓埋名转居成都金堂县太平乡，直到李斌（李肇永）命为总屯官，才在永春县城办金堂纸织作坊，其子分别经营金堂纸织及贵（桂）亭纸织作坊。
唐初只是纸织画的萌芽状态，到了盛唐才趋向熟。泉州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宋代时纸织画远销南洋各埠，成为富贵人家的柜中珍品。但元朝以前的文字记载不多，直到了清代才有比较多关于纸织画的文献记载，如清代泉州翰林陈肇仁在《纸织白鹤幛诗》中写道：“是真非真画非画，经纬既见分纵横；我闻桃源场中客，妙技别出关徐荆；并力劳作万万缕，缕以素纸痕分明；烟云斯须出素手，笔墨化尽恒畦盯。”而王士桢《分甘余话》卷下写道：“闽虫纸织画，山水、花卉、翎毛皆工设色亦佳。或言今日中史创为之，余按《留青日札》嘉靖中设严嵩家货有刻丝、衲纱，纸织等画之名则其来久矣。”这让我们清楚知道明代就有纸织画的存在且已经相当成熟了。
清乾隆年间（-年）是纸织画历史的高峰，永春已有姓李、施、黄、翁、蒋、王、章、郑、洪、庄等10家60多人从事纸织画制作，此后又逐渐走下坡，自清末后开始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沉寂。20世纪30年代，仅有李桂亭、章难亭、王华亭、黄芳亭4家，其间，纸织画产品大多销往南洋（东南亚一带），日本侵华时，日寇封锁了海上交通，销路一断，很多艺人没法谋生只好改行，纸织画几乎陷人人亡艺绝的境地。新中国成立时，仅剩福建省文史馆馆员黄永源一家。
现存纸织画最早实物为瑞典斯德哥尔摩收藏的清初《耕绘图》，黑白二色共48幅，每幅24.5厘米×28.1厘米，插图及康熙帝御笔题诗与刻本很逼真。至今，故宫博物院还珍藏着清乾隆年间的纸织瑰宝——清高宗御制诗十二扇屏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