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红色经典《青春之歌》便诞生在这个时代。《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30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
（一）
杨沫（—年），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小慧，祖籍湖南湘阴，年08月生于北京，当代著名女作家。杨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力作《青春之歌》自年问世以来，多次再版，畅销不衰，累计发行万册，已有10多种文字的译本，并被拍摄成同名影片，曾影响几代青年。
新中国建立后，生性要强的杨沫党性和事业心更强了，她总想着一定要干出一番成绩来，才对得起多年培养自己的党，才能不枉活一生。从参加革命起几乎一直从事妇女工作和宣传报道工作的杨沫，有心要写出几部描述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来。
年9月，在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保尔·柯察金身患重病写书的举动大大鼓舞了杨沫，激励她快点把那部盘旋在脑海中很久的书稿写出来。她对自己说：不要总这么怯懦，成天捉摸呀，思索呀，准备呀，就是不动笔。保尔一个瞎子、瘫子都能写，我还犹豫什么呢？
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她开始动笔。9月25日那天，她草拟了全书提纲。最初的名字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
自从一开始写，杨沫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自己所创作的那个虚幻世界里。全部精力被吸引进去，对疾病的注意力转移了，身体反而变好。不过，她还是很注意，别犯病影响写作。为防治腿病，她想起了抗日战争中睡在老乡的热炕上，关节炎从没犯过。她就花了几十块钱，请人在小西屋里盘了个热炕，有钢丝床不睡，却非要睡在土炕上。
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杨沫终于完成了全书提纲。
也就是在这个月，年9月份，杨沫接到了抗日战友路杨的信。这封信激起了她心中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年左右，杨沫所处的十分区根据地变质，沦为敌占区。杨沫因病随卫生部来医院休养。好了一些后，路东回不去，就来到了十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路杨手下当起了小报编辑。那时，杨沫总打摆子（疟疾），每日或隔一日就先冷后热，缩在老乡炕上难受得低声呻吟。晚饭多是一个玉米饼子。同志们给她送来，她没有胃口吃，就拿饼子和房东大娘换碗小米粥喝。谁知换了几次后，被有的同志反映了，说她娇气，不珍惜宝贵的粮食。一个衰弱的病人用玉米饼和老乡换碗小米粥喝，也成了错误。杨沫听说后，心里很难受，可又不便说什么。路杨知道了这件事，悄悄来安慰杨沫，向杨沫解释道：敌人的三光政策，边区生活很苦，粮食十分紧张，大家都吃不饱。一个饼子对常常挨饿的男同志是什么分量，你一个女同志可能想象不出。所以同志们对你的不满是很自然的……路杨说得杨沫心服口服。
自那以后，杨沫对路杨就有了好感。那时杨沫和丈夫马建民两地分居，感情上出现了问题。杨沫觉得马建民待她不像刚开始那么好了，多日不见面，见了也不冷不热。路杨虽然比杨沫小，却很有修养，对杨沫体贴入微。
用杨沫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谊，当时杨沫27岁，路杨才24岁，以至于这段友谊曾经让杨沫很痛苦。
路杨曾送给杨沫一本《鲁迅选集》。大约是年春天，杨沫曾带着这本书爬过封锁沟，涉过大清河。从年到45年整整两年，一直带着它东奔西走。后来年春天，敌人铁壁合围时，杨沫把它坚壁在新城县或雄县的东照村一个姓杨的村长家中。因该村发了大水，这本书就再也没有找到。
年春，杨沫听说路杨私自脱离了部队，到敌占区了。从这天起，杨沫一想起这个朋友，就感到漠然和惭愧，不愿意再回想，并驱逐了过去对他的好感。后来经过整风，杨沫对此事作了公开检查，彻底消灭了对他的那种感情。
但年2医院看病时，无意中与六年不见的路杨重逢。当晚，路杨就找到杨沫，解释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误会。他说他并不是私自去敌占区，而是因为患病，刘秉彦司令批准他去治病的。以后病好些了，组织上就让他和刘民英一起在保定地区工作。
本来经过整风运动后，杨沫已经消灭了对他的感情。没料到，他这次见面又重提这个问题。他说，前两年，因为婚姻问题的刺激，他随便找了一个老婆，没当回事，结果在党校整风时，别人批评他对婚姻问题不严肃，好像“嫖妓”。现在，这个老婆也死了。他目前一个人在石家庄看病。遇见了杨沫很高兴，并表示了想和杨沫“死灰复燃”。
杨沫的内心矛盾重重。她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路杨这么些年还在惦念着她，让她感动。但最后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她坚决拒绝，害怕自己再重陷进过去的痛苦。
路杨失望地走了。
现在，杨沫忽然收到了路杨7月份写的一封信，这使她又高兴又惊奇，两个人自从石家庄见面之后已中断了联系。路杨说他现在随十九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利用战余时间写信，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杨沫慎重考虑了一番是否给路杨回信。后来觉得他是多年的老战友，又远在朝鲜战场，随时有可能牺牲，就给他回了一封信。
这样两个人又恢复了联系。
杨沫与马建民的关系不融洽。他们俩个性格、志趣、嗜好差异很大，隔长不短要吵。杨沫在年10月22日日记中叹道：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但对我不好，对孩子，对他父母，对他朋友……全是冷冷淡淡的，他也许是个性如此。晚上他下班回来，吃过饭，便自己看书。睡觉时，他在外屋，我在里屋，虽然一起生活，可是我们的心灵却隔的远远的。
路杨的信，又引起杨沫深深地思索。自己已经有丈夫和孩子了，路杨对她的感情让她惴惴不安。杨沫感到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感情，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痛苦之中。阴差阳错，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杨沫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路杨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
杨沫和路杨具体的感情经历，杨沫绝少透露，但根据杨沫的日记所载：七七事变前，当她还没有认识马建民时，曾和路杨认识，并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友谊。但后来因为误会，他们分手了。几年后，在抗日根据地，两人重逢时，杨沫已经结婚，路杨还没有结婚。杨沫对他有些愧疚，他也很痛苦。这样，以后两个人发展了一段感情，又因为路杨离队治病，产生了误会……
这其中的波波折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现在终于借着写书，有个机会发泄了。
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杨沫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
杨沫每天大约写两三千字，用四五个钟头，再多便支持不住。她常常下午头痛，胃也不好，只能断断续续地写。她的头疼得厉害时，也懒得对别人说。她不愿意让人感到：杨沫，你这个人怎么病这么多！
该去看病时，她也经常不去。因为一去半天，回来累得一滩泥，什么也做不成。她舍不得离开写作。自从开始动笔写长篇以来，她的灰暗生活有了一点快乐，她能把潜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说出来，她感到了创作的愉悦。但是，另一方面，她也有顾虑：如果组织上知道自己没上班工作，却在家里写东西，会如何看待呢？能否了解这是在休养中不得已的行为呢？这样的写作，总不能算作错误吧。
到了年底的时候，杨沫已写了7万5千字。她的身体依旧时不时地捣乱。有一次，她的头痛起来，大晚上，竟忍受不了哭出声。
为了治病，年春天，杨医院看病，请林巧稚大夫给她会诊，林说她剩下的一个卵巢已发生变化，变成了一个肿大的硬块，没有任何功能。由于缺乏内分泌才发生了各种病症，这是没有办法挽救的，只有适当的人为补充各种内分泌。因此，有一阵子，她几乎要天天打荷尔蒙，不打就支持不了。
到了年6月，书稿完成了15章。
在写作的时候，她也曾怀疑过：自己费了好大力气写的东西，是否有价值?动笔后，才发现很多事情自己体验不深，很多基本的材料都不全，这能写好吗？接着而来的是失望、泄气、难过。
这年7月底，组织上决定杨沫到北戴河休养。杨沫非常兴奋，她从小就喜欢海。她的住处紧靠海边，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她一个人睡在宽敞的房间里。夜半醒来，听到大海安静而有节奏的波涛声，她不禁回想起20年前，也就是这个月，这样的天气，17岁的她，只身跑到北戴河的南大寺找哥哥，住在放有棺材的破庙里。那时候，她是为了逃避母亲包办的婚姻，离家出走。因总找不到工作，生活无法自立，她感到走投无路，想到了死。而现在，虽然快40岁了，旧地重游，却一扫凄迷之感。她对人生充满了希望。
杨沫在这里能住两个月，多么幸福啊！她一方面用海水和热沙治关节炎，一方面仍旧写着自己的长篇。这一段时间，她感觉特别好，文思如潮，进展极顺利。她后来说在海边写的文章，都一气哈成，从不需要修改。
秋天回到家后，她继续写。到年10月，初稿轮廓已经出现。
这年秋天，《新观察》发表了她的中篇纪实小说《七天》，是为了纪念战友、原二联县八区区委书记吕峰而写的。他牺牲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七天的地道战中，同志们渴了喝自己的尿，饿了吃腐烂的死小猪……
《七天》在读者中反映很好，《新观察》准备出单行本，还请来阿英同志亲自为杨沫修改。这是继年出版《苇塘纪事》之后，杨沫写作事业上的又一个成就。
杨沫没有单位，总在街道过组织生活，接触的都是街道妇女、三轮车工人、小商小贩等。时间一长，她感到了消息闭塞，什么文件都看不见，什么会议都参加不了，水平难以提高。马建民当时在国务院文委办公厅任副主任，通过马建民与电影局领导协商，年底，杨沫正式调到了电影局的剧本创作所当编剧。关露、王莹、颜一烟、海默、柳溪等作家也都在这里，成为她的同事。
年，因为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在农村的阻力很大。中央认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示中央各单位都要下农村帮助农村整改。杨沫放下了快要完成的稿子，愉快地来到了通县田家府村，参加统购统销工作的蹲点。每天她和村干部们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经常组织群众讨论学习，发表讲话，作报告。直到年春天，才结束农村蹲点，回到了北京。
又过了一年，到了年4月底，《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才全部完成。大约35万字，费时3年7个月的时间。
（二）
年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听说杨沫写了一部反映青年学生的作品，要去了这部书稿。但看完了后，拿不定主意。想来想去，他们提出，要杨沫自己找一个名作家给看看，若肯定了这部稿子，就马上出版。
当时，杨沫是个刚进文艺界的一般编剧，不认识名作家。就由妹妹白杨介绍，一同找了阳翰笙，托他看看这部稿子。阳翰笙当时是中国文联秘书长，日理万机，但答应5月15日开始看。
杨沫5月3日就出差了。在上海，她让妹夫蒋君超看了稿子，评价不错，还表示他愿意改编成电影剧本，认为小说后半部比前半部好。之后杨沫又到广州，采访青年学生，为写剧本搜集材料。后因开展反胡风运动，单位让立即回来，6月底杨沫就返回北京。
杨沫一直惦念着自己的书稿，她曾几次给阳翰笙打电话，问看完了没有。阳翰笙一直没有顾上看，后来到了12月9日，他有些不好意思，对杨沫说，实在太忙，没有时间看，他可以把稿子介绍给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欧阳凡海看。这个人早年留学日本，年冬就到延安，曾任鲁艺的文学研究室主任以及华北大学教授等，是研究鲁迅著作的专家。杨沫在征得青年出版社的同意之后，就答应了由欧阳凡海审阅这部稿子。
一个多月之后，到了年1月27日，欧阳凡海看完书稿，给杨沫写了一封长达6千字的信。对书稿肯定了两点，一是语言简练，结构活泼而紧张，二是对其中一些人（如卢嘉川、王晓燕、两个铁路工人、白莉萍、许宁等人）写得相当成功。但是他又指出了许多缺点。最成问题的是作者对主人公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未加以足够的分析和批判，其次江华和戴愉两人还有许多地方要重新写。对左倾机会主义揭露得不够。这封长信，大部分是分析这手稿的缺点，优点只提了一小部分。
专家的意见等于基本否定了这部作品。杨沫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打电话，想再与责任编辑交换一下意见，却一直没有回应。看来，老专家的意见，对中青社起了作用。杨沫的这部书稿被放进抽屉，坐了冷板凳。
年3月份，《人民文学》登了林杉同志的剧本，对杨沫触动很大，她联想到海默也写了不少东西，光电影剧本就五六个，还写有小说《突破临津江》，可是自己有何成就呢？光秃秃的，啥也没有。思想压力特别大。
这年3月，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正式解散，杨沫和海默等留在北影，很多人调到其他电影厂。接着袁文殊找杨沫，让杨沫当编辑处副处长，主管政治和支部工作。杨沫因为身体原因没有答应。她的身体确实糟糕。
年2月1日，杨沫在日记中写道：
我应当老老实实承认，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懦弱。在病面前，它也在考验着我的意志。近来常常在夜间，猛地醒来的霎那，我忽然感到死的恐惧。它是那样尖锐地折磨着我，我留恋着世界，我怕死。我想怎么能够在世界上会忽然没有我了呢？
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报纸广播立刻整天宣传双百方针，声势铺天盖地，如潮如涌。一时间，出版空气变得宽松。杨沫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杨沫就与张克联系，想把书稿请老战友秦兆阳看一看。
年杨沫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时，秦兆阳当时是美术系的教员，彼此就认识了。从年起，两人都在冀中十分区工作，秦兆阳是黎明报社社长，杨沫在黎明报当编辑，两人关系变密切。他的爱人张克，还是杨沫给介绍的。自从进北京城后，秦兆阳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杨沫却还是个一般干部。从年到年，杨沫曾去看过秦兆阳几次，但他一次都没来看过。很敏感，以后就没再找他了。
年春，杨沫把稿子给了秦兆阳。请他过目，如无大问题，拜托他把稿子介绍给作家出版社。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他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
秦兆阳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的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认为这部手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把此消息通知了杨沫，并表示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杨沫并不着急发表。她根据凡海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去研究了之后，同意了杨沫的意见，也认为还是争取尽量修改得好一些好。为表诚意，作家出版社还预支了杨沫一千块钱稿费。
杨沫的体力发生了奇迹，她竟能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样改了二十多天，如期在约定的时间6月20日前完成。全书约四十万字。书名最后定为《青春之歌》。
交稿后，离真正出版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这年8月中旬，小说还未付排，因为责编任大心搞审干工作去了，其他人插不上手。
杨沫的身体又犯病了，思想很苦闷。她想，自己的病这样多，怕是活不多久，看不到自己的书出版了。她非常恐惧，常胡思乱想。她承认，自己的精神有些不正常，死的影子越来越清晰地走进自己的视野。本来抗战以前，自己是一个脾气温和、心情豁达、不计较小事、对人和蔼可亲的人。自从动了两次宫外孕的手术，过早摘除了卵巢、子宫，性情就变了，变得那么烦躁、易怒、忧郁，为一点小事就难受的不得了。什么死呀、活啦、病呀、疼呀，整天想的都是这些。不用说别人，连自己都讨厌自己。
到了10月中旬，杨沫给任大心打电话询问进展情况，他说正在加工《青春之歌》，月底即可付排。这个消息使杨沫的精神稍微振奋了一些。
年11月，妹妹白杨来信，说她和君超12月来北京，君超还在搞《青春之歌》的剧本，来了要和杨沫谈。杨沫对这个剧本并不抱什么希望，在日记中说，随他去吧。
12月初，杨沫又给作家出版社打电话，询问稿子出版的事，回答说因为纸张紧张，恐怕要拖延。杨沫一想起这部书稿迟迟出版不了，心里就难过。再加上去年所有编剧都提了级，惟有她没提，说她没有写出剧本。事业和工作都那么艰难，情绪很消沉。
12月底，杨沫又给出版社打电话，询问稿子出版日期。编辑回答：因题材新颖，这部稿子肯定出，但是否延期，还不能肯定。杨沫在日记中说：
看样子，书出版的可能性还是大……真他妈的，天下事，总不像你想的那么痛快。
这是杨沫所有日记中，惟一的一次说脏话。
到了年1月18日，任大心来电话告诉杨沫，因为全国纸张缺乏得厉害，《青春之歌》今年不能出了，要到明年才能出。
杨沫心中不快，去找了秦兆阳，询问既然缺纸，可不可以少印一点，先把书弄出来呢？老秦说，情况确实如此，赶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无能为力。他说《人民文学》每期19万都不够卖，可现在因缺乏纸张，每期要少印3万册。
于是杨沫给任大心写了封信，表示趁这个机会还想再做些修改。这一拖就是一年，也太长了。因此，她想等责编来送稿子的时候，问问情况，甚至想到给周扬同志写封信，反映一下这个意见。
2月19日，任大心把手稿送给杨沫。据他说，副社长楼适夷看了这部稿子后表示，如果杨沫同志把小说改好，下半年一定出，已为这部稿子留下了40万字的空间。
海默告诉杨沫，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曾对他说，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杨沫的稿子，我们出。几天前，柳溪去找萧也牧谈书稿时，萧也说，请转告杨沫同志，要和作家出版社谈好、砸死，如果他们不出，我们出。
年3月份，马建民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碰见了阳翰笙。阳翰笙询问了杨沫的稿子，还很关心。杨沫得知后，给他写了封长信，谈了这本书迟迟不能出版的苦闷。
过了两天，阳翰笙给杨沫打来电话说，他可以和楼适夷说说，催一催，劝杨沫别着急。杨沫又打电话给出版社，他们说情况无变化，不过意思是让杨沫把稿子再从头到尾抄一遍，那冷冷的口气让杨沫有些难以忍受。她当即表示，乱的地方可以抄抄，整个抄，没有必要。
到了6月份，当杨沫给任大心送稿子时，责编又说：现在已有四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得下。言外之意，也有可能出不了。杨沫当即表示：你们应当讲信用。
明明说好了下半年要出，可为什么又把别人的四部书稿放在杨沫的前面出？杨沫越想越生气，就给作家出版社的一把手王任叔（巴人）写了封信，发泄了不满，讲明出书也应该先来后到，要守信用。
结果起了作用。当杨沫再次打电话问任大心时，他表示今年肯定出书，还问杨沫写不写序？杨沫说不，能出就行了，不用序不序的。
当时出一本书周期最快也要半年，即6月底付排，要12月底才能出版。但杨沫终于放心了，这年夏天，她又去了北戴河，在海边度过了一个夏天。
10月初，作家出版社寄来了《青春之歌》书稿的校样。杨沫很快看完，并改完，交给了出版社。这时，正是反右派的时候，各单位都很忙碌。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党员作家会，杨沫看见了魏巍。但很多人如丁玲、冯雪峰、罗峰、白朗、秦兆阳、田间等都没有出席。不久，老战友秦兆阳也病倒了。在反右斗争中，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撤了职，开除党籍。如果没有秦兆阳出面，《青春之歌》这部书稿还不知要坐多久的冷板凳。除了杨沫，他还发现和扶植了很多著名作家。如峻青、白桦、王蒙等等。现在《青春之歌》就要出版了。秦兆阳却被发配到广西，下基层改造。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在《青春之歌》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从没向人讲过他对《青春之歌》的出版所起的作用。
杨沫是幸运的，这部曾被专家基本否定的手稿几经周折，终于在年1月出版。
（三）
到了年初，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已经弥漫全国，好评如潮。
但是，年《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了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对《青春之歌》首次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
这篇文章是怎么出来的呢？
自从反右运动之后，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特别是青年群众中，喜欢上纲，动辄就扣大帽子。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杂志总编邢方群在编委会上指出：目前我国青年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看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比如乱扣帽子，对一些小事也生往政治上拉等等。应当组织一些文章进行教育，请文艺组注意这方面的选题。文艺组编辑江涵到北京电子管厂参加小说《青春之歌》讨论会，并看了郭开的文章后，感觉郭开的批评是一个看问题简单化，情绪偏激的典型，就向邢方群汇报了。
邢方群当即指出，这个典型很好，要抓住不放，让文艺组进行组稿准备。郭开得悉《中国青年》将要讨论，编辑部并要加按语，其中含有对他的批评，表示了不同意见。经邢方群同意，《中国青年》找到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何其芳看了郭开的文章后说：《青春之歌》不能全盘否定，郭开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你们可以讨论。这样《中国青年》的领导认为有把握了，决定从年第2期开辟专栏讨论。
郭开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一名工人。他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有三个基本观点：
一、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
二、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三、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
本来，《青春之歌》已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中国青年》又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全国刊物。当其刊登了郭开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后，立即在全国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轰动，并为此掀起了一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大辩论。
《中国青年》与《文艺报》都开辟了专栏登载对《青春之歌》的各种意见。在讨论中以不同意郭开观点的为多。但也有个别人支持郭开的意见，对《青春之歌》提出了尖锐批评。比如《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的张虹的文章，认为林道静在爱情生活上是不严肃的，“先后和四个人发生了恋爱”，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林道静两次结婚，都是随随便便与人同居了事，不受一点道德约束。”有些作风不检点的人会以学习林道静为借口，动不动就闹离婚，把两性关系看得非常随便。
《文艺报》第4期上发表的刘茵的文章也说作者在爱情描写中，流露出一种不健康的情绪。比如作者所极力讴歌的共产党员卢嘉川在宣传革命时，却对一个有丈夫的年轻妇女发生爱情，这是损人利己的、不道德的。
……
但这些意见都是少数，多数人都认为郭开的意见过于武断，坚决地热情地为《青春之歌》辩护。
为此，郭开本人又发表了《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一文（见年《文艺报》第4期）。再次表示：林道静不是共产党员的典型，而是一个由愤世嫉俗才参加革命，企图在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人。她没有认真地和工农相结合，而只是和个别知识分子党员接触，没有很好地到群众斗争的烈火中锻炼。郭开还认为林道静是地主出身，她身上的地主阶级的烙印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针对《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中受到热烈欢迎，郭开指出：对那些喜欢《青春之歌》的人应该进行阶级分析，看看都是些什么人？他认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而工农出身的老工人、老干部则寥寥无几。
郭开的辩解又一次激起了广大读者对这场讨论的兴趣，更多的人卷进了这场讨论。
其实，根据杨沫所收到的读者来信看，只要是年轻人，哪怕文化程度不高也都喜欢，比如战士、农民、工人等等。
这么讨论下去，无休无止，但多数意见是不同意郭开的意见的。在此背景下，《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了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作为这次讨论的一个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从整个看来，我以为指责《青春之歌》坏处多于好处，或者指责作者动机不好的论调，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茅盾也指出了作品的主要缺点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人物描写，二、结构，三、文学语言。但这些缺点并不严重到掩盖了这本书的优点”。
之后，何其芳在同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一文中指出：郭开虽然在他的文章开头和结尾说过一两句肯定《青春之歌》的话，实际上他是否定这部小说的，和许多同志一样，我认为这部小说不可否定。他说：
在这几部小说中（指《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我当时估计最能广泛流传的是《林海雪原》。对于《青春之歌》的吸引读者的程度我还是估计不足的。这次，《中国青年》发起了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我才重又读了它一遍，这一次是一气读完的。读完以后，我好像更多地感到了它的优点，因而也就好像更明确地了解它广泛流行的原因了。
《文艺报》同年第9期发表了该报副主编马铁丁的文章《论〈青春之歌〉及其论证》，全面肯定了《青春之歌》。认为此书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一二·九”时期的时代面貌和时代精神，成功地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这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青春之歌》说明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彻底地进行自我改造，才能有出路。
这次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正如专家孟亚辉所指出的：
下至中小学生，上到文艺界领导人，从青年到老年，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从专家学者，到以文艺为捷径的政坛过客，几乎成了全民族的一场讨论。尽管这种讨论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严重影响，几度脱离了文学艺术的范畴，但应该说，这种讨论还是人尽其言的。因此，研究当代文学史就不能不了解有关对《青春之歌》的讨论及其背景……
《中国青年》上连续讨论了4期。稿子大部分是文艺组的编辑组织来的。为了这次讨论，邢方群还请示过中宣部的林默涵。林默涵表示：“你们搞这个讨论很好，茅盾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同意他的意见。郭开的文章代表了目前自上而下的教条主义思潮，是得好好地搞一搞了！”
结果这次讨论的直接后果是《青春之歌》在全国的影响陡然大增。很多不知道这本书的人知道了，很多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也看过了。
年2月底，北影厂开拍电影《青春之歌》前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等都去了人，把本厂会议室挤得满满的。还特地把郭开请了去。会议由导演崔嵬主持。他说：《青春之歌》电影就要开拍了，特请大家就此片如何拍好提些意见，我们还把首先对《青春之歌》进行公开批判的郭开同志也请来了。他对小说意见很大，对小说拍成电影，也一定有许多宝贵的意见，欢迎他不客气地指出来。
杨沫就坐在郭开的对面。郭开是个面貌平常、没有特征的三十岁左右男子。他的文章发表后，杨沫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反驳。她觉得好坏由读者来定，自己说没有什么意思。
杨沫本来以为郭开会对《青春之歌》大加批判。没有料到，郭开尚未开口，周围同志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对郭开的观点进行批判。
有的说，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真实可信的、活生生的，这样写她才有艺术感染力；有的说郭开不懂文学，没有缺点的人物是没有的，文学就是要写出有缺点的人物如何进步，如何变完善，这种有缺陷的美比完美无缺的美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还有的说，郭开的批判不实事求是，简单片面，粗暴武断……
发言之热烈，应接不暇，郭开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这场面让杨沫万万没有想到，导演崔嵬和陈怀凯也都没有想到。约来对《青春之歌》电影开拍提意见的会，竟然变成了对郭开的批评会了。
据杨沫说，郭开当时看上去很茫然，不知所措。后来他发言时，解释说他的文章不是自己主动要写的，是有个记者鼓励他写的。那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时，听到有些老工人说，《青春之歌》里写了很多谈恋爱的事儿，尤其是林道静跟好几个男人谈过，不够严肃。这个记者就让郭开把老工人的意见给整理出来，想予以发表。郭开一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从来没写过，但那个记者几次找他，说反映工人的意见很重要，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并答应帮他写，这才把文章写了出来。
座谈会上没有一个人支持郭开的意见，这让郭开很是沮丧。
崔导演在会议结束时，有些激动地说：不管什么人批判和反对，我们拍《青春之歌》拍定了！我们一定要拍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面对巨大的成功，杨沫非常谦虚。她根据这次讨论中广大读者所提出的意见，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
杨沫觉得郭开对《青春之歌》的批判中，有正确的成分。她确实有所疏忽，因此要补写一段林道静在农村。这其实也是她自己的一段亲身生活。她认为这是真实的，也是必要的。
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们思想大解放，文艺评论界也开始突破政治第一的禁区，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有人对《青春之歌》的修改本提出了意见，认为这些修改是概念化的、政治第一的，违背了生活真实，从而降低了全书的艺术感染力。
张化隆在《东北师大学报》年第3期说：
修改后，并没有使林道静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更加令人信服。作者为了完成林道静阶级立场的转变，在后增加的八章里安排了正反两种生活教员，让她过两关：为解决对劳动人民本质的认识，让她过郑德富那一关；让她在麦收斗争中认清地主宋郁彬的真面目，从而过阶级斗争这一关。这两关集中一点是过家庭出身关。这样作者就从一定的政治命题出发，把无限丰富的生活作了机械的阶级分析。作者的主观随意性代替了生活的必然性，抽象的演绎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因此严重地损害了林道静的形象。
但是杨沫则坚持认为：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贴近了生活的真实，并非是为图解一种政治概念，杜撰了一段不真实地章节。相反，她正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因为“一二·九”运动前后，确实有很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北京，到华北农村参加了火热的革命斗争。这样的人随手就可以说出很多来。她认为这样的修改、补充，对林道静的塑造是有益的。
虽然杨沫也知道有相当一批人对修改本持批评意见，认为改糟了，但她在以后的几次再版中，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恢复初版的原貌。她认为《青春之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当时的作家和作品。现在青年人对革命好像不那么感兴趣了，不能为取悦他们就随意删改。一部作品不能变来变去。
年6月，杨沫在《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说：
从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声势浩大，黑云压顶，……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
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
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她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
直到晚年，杨沫都坚持这一态度。
（四）
年10月，杨沫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周扬是代表团副团长。一次外出参观时，他们同乘一辆大轿车，周扬正坐在杨沫旁边，他问杨沫：你现在写什么东西？杨沫说：回国后准备下农村，写个农村大跃进的剧本。周扬说，你应当自己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嘛。杨沫说，上海的导演蒋君超已经改编了。
周扬没有再说话。
年11月初，杨沫从苏联塔什干开完会后，把妹夫蒋君超寄来的剧本打印稿看过后，交给电影局领导审阅。结果问题来了。首先是北影厂长汪洋找到杨沫，要杨沫自己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可厂里原来给杨沫的任务是写一个反映农村大跃进的剧本。加上蒋君超已经把《青春之歌》改编出来了。所以杨沫没有同意。
汪洋说，你是北影的编剧，当然应该为北影改编自己的小说。怎么能让上影搞呢？
杨沫解释道：早在《青春之歌》默默无闻的时候，蒋君超就自告奋勇，热情提出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今年（）春天就改好了，自己还提了意见，君超根据自己的意见，又修改了一遍，打印好寄来。现在自己怎能再否定了妹夫的剧本，自己单独干呢？
汪洋看杨沫不同意，向电影局领导做了汇报。一天，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特地把杨沫叫到自己家，谈了一下午，仍是希望杨沫来改编。并说了许多由北影厂拍此片的理由。杨沫听了很矛盾。
据了解内情的同志说：汪洋和电影局之所以非叫杨沫改编不可，是因为周扬同志批评了北影厂，说《青春之歌》应当叫杨沫本人来改编。陈荒煤也同意周扬的意见，认为杨沫有生活，对自己的小说熟悉。他坦率地对杨沫说：蒋君超没有生活，改的那个本子要不得，还是由你自己改编好。
杨沫心情不安，只好给君超写信，告知此情况。君超听后急了，立刻赶来北京活动。因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已把《青春之歌》列入当年拍片计划，由沈浮导演，演员都安排好了，怎能再改？
为此君超与杨沫找过夏衍，杨沫又找过陈荒煤，请求维持原来的协议。实在不行时，她提出和君超两人合作改编，但北影厂不同意。北影厂认为《青春之歌》是写北京地下工作的，应该由北影厂导演，由北影厂改编，由北影厂拍摄，不容外人插手。
最终电影局领导否定了上影拍摄，否定了蒋君超担任编剧。当杨沫把最后结果告诉妹夫时，君超非常失望。
结果，蒋君超自然对杨沫有了意见。因为他早在年6月《青春之歌》还没出版时，就读过这部稿子，表示喜欢这部稿子，想把它改编成电影剧本。杨沫那时候默默无闻，能被这么看重，自然高兴，当即就同意了。但君超回上海后没有抓紧，后又因年反右运动等，直拖到年3月，小说出版后两个月，才终于完成剧本，交给杨沫后，杨沫提了些意见，君超复拿回上海修改。
君超认为：杨沫最初是同意让他修改剧本的，就应该信守诺言，不能因为《青春之歌》轰动了，变成了一块人人垂涎的美肉时，又违背诺言，借口领导反对，而抢回改编权。
年1月2日，大雪纷飞。杨沫忍受着病痛，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肝脏和肚子疼了一天一夜。可是晚上，现在将近10点了，我却拿起笔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怕躺下，一躺下肝区就疼得更重。
肝痛伴随而来的就是死的恐惧。杨沫担心自己的肝有什么毛病，为何这么痛，是不是肝癌？她常常被这个可怕阴影，弄得闷闷不乐，心绪败坏。
尽管杨沫的小说在全国风靡一时，赞美的话铺天盖地，她还在痛苦，为死亡的即将到来痛苦。就在这种精神和肉体重压下，1月份，她完成了剧本的改编。
对一部影响如此巨大的、全社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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