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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柏桦,译者丨袁剑、刘玺鸿
历史常常被认为是过去事件的事实上的连续,但其也是过去事件的当下叙述。这第二种或者说叙述性的层面,则基于文人墨客的书面记载。诸如纸钱习俗这样的案例中,想要在这些书面记载中抓住活生生的现实是有困难的。这一问题也困扰着人类学家。
另一方面,牢记不要顺从我所在领域当前的学术潮流——也就是对于那些所谓有“精英主义”意味的东西置之不理
(例如,文学作品)
,并将农民习俗视为对“独裁”政权的“反抗”形式,以及大众不管怎样都被帝国秩序所奴役(虽然无可否认并不总是处于自主状况)
——是十分重要的。许多像纸钱和缠足这样的习俗都被指向这种奴役。
在这样的警醒下,我接近纸钱习俗历史的方式就包括了五个意在解释其缘起抑或流行的假设。
(1)这一习俗来源于儒家传统,尤其是当其在有关仪式的经典文献中被明确表达的时候;(2)这一习俗的流行伴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而印刷术的出现则受到佛教文本和附身符的刺激;(3)这一习俗的发展是信托文件和远距离商贸发展的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4)这一习俗变得流行,成为民众将其祭品加以经济化的方法;(5)这一习俗变得流行,使民众可以在参与宇宙和帝国秩序中的过程中,同时嘲讽帝国为了维持自身所颁布的限制消费的规定。
最后一个假设正是为了使这一系列的解释更有说服力。所以,虽然我认识到每一个假设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并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代替其他四个,但是我很赞成最后一个假设。
《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柏桦著,袁剑/刘玺鸿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丨江苏人民出版社年3月版
我研究纸钱历史的起点和许多中国历史学家一样,即儒家经典《礼记》中的记载。正是在这里,有着对纸钱的“终极神圣性假定”,虽然《礼记》对于这一习俗的记载,时间上要比官方“纸的发明”早几百年。其首要的主张,就是“死者”是非实体化的魂
(souls)
和灵(spirits)
,而且它是有感知能力的。这一点,在《礼记》的文本中,甚至是英文译本中,都是相当吸引人和意味深长的:“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
《礼记》清晰地表明,非实体存在处于一个与活人不一样的感知秩序中,因此他们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每一种感知模式
(活着的肉体,已埋葬的死者的魂魄,分离出的或非实体的灵)
都有其自身的感知需求,因此也就需要不一样的供奉方式。死者身边的财宝、明器或者说对灵的供奉,是与奉养活人的器物和方式不一样的。
《礼记》似乎认可两种类型的陪葬品。一种是那些最初由活人使用,现在则被废弃的器:“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张而不平”。另一种则是不能用于活人的东西的复制品:“涂车、刍灵”。《礼记》除了没有提及纸制的器物之外
(虽然提到了稻草,但除了由稻草而来的草纸制作的纸钱外——还有纸制的奴婢、二奶和影星——都可以做)
,其还一直坚持依据感知方式的不同将器物分类,这成为了纸钱习俗的自明公理,并且在据说是孔子撰写的《礼记》成书后的几百年才成型,在今天依旧保持其合法性。
《礼记》作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清晰而又戏剧化的表达,可以在河北蔚县的冬祭中找到。在这片黄土高原的农田中,大型的汉代墓地附近不时会出现逝去的家族成员和先祖的墓地。当我在年11月的一个早上参加我的房东及其亲属在墓地的冬祭之时,我感受到了这种古老性的存在。冬祭的核心环节是向新坟或老坟供奉冬季衣物。女人缝制出洋娃娃大小的黑色棉衣或丝衣,还要为“新坟”——三年以内的死者——做外套、裤子和鞋。三年之后,这些坟墓就会成为“老坟”,这时候所做的衣服尺码和颜色并未变化,但是改用纸来做。
当这些旧坟在时间和记忆中逐步消退的时候,这些无论是供奉给尸骸还是鬼魂的冬季衣物,都由一团棉花和一张藏青色的纸制成。当然,读者要明白,蔚县的农民并没有说他们是按照《礼记》去做的;相反,对他们而言,这只是经验原则,实际中的行为会根据情境不断进行调整。
与儒家的箴言相平行的是历史的另一个维度,也就是制纸技术的持续改进。纸张首次用于死者相关仪式是在东汉时期,纸被放在坟墓前,用于替代金属货币。这发生在汉和帝时期,纸也被认为在同一时期发明。接下来则是在随后年中,纸如何出现在墓地中代替金属货币和织物
(丝)
货币的零散片段。虽然已有证据表明,就连这些金属硬币都是专门制作出来的陪葬品,而且也与儒家的主张和礼仪相一致,但是不清楚的是,是这些纸本身就有货币价值,还是说仅仅是价值高昂的金属和丝织品的便宜仿制品。
在汉唐之间的这一时期,纸张的技术性和实用性都得到了发展。其它两个型塑纸钱习俗的关键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佛教的兴起和印刷技术。佛教的兴起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与之相关,木版印刷的出现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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