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则是体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体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野生”作家康赫的故事。
联系康赫，在微博上找到他，发私信，介绍来意，附上“野生作家”系列的几篇稿子，等待回复。康赫回得也快，带有不加掩饰的坦诚：
“你们的问题好呆板/经历从头到尾来谈也谈不动”
我们暂且将这两句话，看做是之后访谈的一个伏笔。
和康赫见面后，他在“同题问答”环节，再一次表达了对于问题设置的质疑：“既然是野生作家，为什么有一些一样的问题呢？用一个模式去套太奇怪了，一定要去追求他们的共性，何必呢？”
而后来将近三小时的访谈也证明，康赫的第二句话说的没错，信息极度密集的三小时依旧只是触碰到他多面生活中的一些小局部、小皮毛。
作家孙敏健在一次活动上这样形容康赫：“康赫这个人，他的精力是牲口级别的……在他认为，这些别人不能承受的事情都是可以承受的。”可能正因为这种奇怪的、充沛的精力，使得康赫多年来出入于不同领域。一方面，他曾尝试过许多职业：国企员工、家庭教师、地理杂志编辑、日报记者、时尚杂志作者、美食杂志出版人等等。另一方面，他写小说、排戏、拍摄影像、从事声音实践。
在采访中，康赫说：“如果要按你们意义上的‘野生’PK其他所有作家，我应该毫无悬念第一。第二和第一之间的距离可能是AI和聂老师之间的距离。”
沙地·梅城
在康赫长达一百三十多万字的小说《人类学》的扉页，有这样一句自我介绍：“康赫，浙江萧山沙地人，垦荒者和流浪汉生养的儿子。”
沙地是位于钱塘江以南的一片广袤的沙质平原，是民国初期围海造田产生的沙质地，盐碱含量大，因此这里的土地是白色的，也被叫做白地。这种盐碱地最初无法种庄稼，只能种植咸蓬、络麻和棉花等拔盐作物。
台湾络麻细腻、小，容易糜烂，每天八月中下旬，正是康赫放暑假的时候，第一批络麻被一捆捆放到河里，河水慢慢变臭，鱼虾浮头，众人去抓鱼虾，河里挤满了人。半个月后，络麻变烂，麻皮与麻筋自然分离，打捞麻筋，晾晒。直到上初中，康赫还能在学校附近的桥边看到晾晒的麻筋，“雪白一大片一大片”。
沙地靠近绍兴，最早的时候，居民中的大部分都是去垦荒的绍兴人，因此今天这里的居民大多是绍兴移民的后代，他们说绍兴话，延续绍兴的习俗。康赫的太爷爷是流民，康赫的父亲九岁就带着两个弟弟出门，看庙，流浪，解放后才定居沙地。而康赫的外公外婆也是第一批从绍兴来沙地垦荒的居民。因此，康赫称自己为“垦荒者和流浪汉生养的儿子。”
在康赫的一些高中同学看来，他那时是个不起眼的男同学，他害羞，不太说话，存在感极低。他也喜欢发呆，班上有哪个漂亮女生，他就盯着一直看。可看着看着就走神了，等人家走了之后，他还盯着之前的地方看，同学们才意识到他不是在看人，而是在发呆，在萧山话里，这叫做“打呆顾”。
康赫唯一一次在学校“出名”，是高一的一个课间，他盯着教室里的广播喇叭，思考用鸡毛掸子打中喇叭的可行性，“等我反应过来，发现那个喇叭已经被我戳得稀巴烂了。”那次事件之后，康赫的名字通过更大的喇叭传出，在全校通报批评。第二天出早操的时候，他被要求站在操场前的石头台子上，当着全校师生面读他的检讨书。
康赫没有活在同龄人的现实时空中，他活在文学的时空里。文学真正开始对康赫产生影响，是高二上学期。家里那会儿一个月给他八块钱伙食费，他用这些钱的一部分，在新华书店买了彼时极为昂贵的、五毛钱一本的莎士比亚作品《仲夏夜之梦》、《尤利斯·该撒》和《安东尼与克柳巴》——都是曹未风的译本，绿色封面，有铜版纸的插画，非常精美，这些书，康赫保留至今。
康赫高中时读的莎士比亚作品集图片由康赫提供
康赫的哥哥当时在家里的自留地里种了苗木，家里花了很多钱，为了防止苗木被偷，家人在苗木旁边搭了个看守用的帐篷。母亲节约怕费电，拉了一盏不足十五瓦的电灯到帐篷里。就是在昏黄的灯光下，康赫开启了他的《仲夏夜之梦》、《尤利斯·该撒》和《安东尼与克柳巴》阅读之旅。帐篷离隔壁人家的豆腐作坊不到两三米，康赫常常看书看到三四点，四下寂静，只有那个豆腐坊里传来嘎嗒嗒噶嗒嗒的声响，那是赶早市的人在辛勤劳动。平日里，康赫特别烦噪音的干扰，但他偏偏喜欢豆腐作坊的声音，空旷幽静田地里有节律的声响，像是他深夜阅读的一种陪伴。在苗木旁、在漆黑的夜里、在微暗的灯泡下，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莎士比亚对于康赫来说，不是刺激，也不是冲击，而是一种出乎意料——“那么大名头，居然是个文风轻快华丽的作家。”康赫喜欢这种轻快华丽，尤其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小丑。
到了高三，康赫突然变得“对文学没感觉了”，开始迷恋哲学，他读《费尔巴哈批判》，读《共产党宣言》，读《形式逻辑》，心想，原来有比文学还厉害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哲学在暗地了帮了忙，原来在班上成绩倒着数的康赫，在高考时变成了年级前十几名，如愿考入杭州大学哲学系。那是年。
从高中到大学，康赫“像是彻底换了个人”。杭州大学的混乱混合着青春、荷尔蒙和虚妄的勇气，为康赫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为他日后的小说创作积累了诸多素材。康赫说，当时人尽皆知，在浙江最疯狂的高校就是杭州大学。“学校里到处有人打架，有校内不同院系之间的，也有校内和校外人士的，为了女人，也为了钱。”在康赫毕业的前一年，杭州大学一口气开除了36个学生。原因是学校里的几个温州学生找了宿舍楼五楼的一个空宿舍，搬来好多沙发，在里面聚众赌博，“和女生乱搞”，和社会人士打架。那次大开除轰动一时，新闻上了光明日报头条。而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则成为了同学眼中的英雄。离校的时候，宿舍楼里的同学在楼道上敲脸盆，放鞭炮，欢送他们。敲脸盆似乎是杭大的一个“保留节目”。康赫还记得有一次学校里四栋男生宿舍楼的人在楼道上一起敲脸盆，“敲疯了，就有人顺着墙面倒汽油放火”，形成了一条火龙。也有人直接把宿舍里的凳子扔下去，凳子径直落在宿舍楼底下的自行车棚顶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如今回想起彼时的岁月，康赫特别庆幸自己的大学时光是这样度过的，“何等疯狂，何等阳光”。他认为与当时学校里的那些打架赌博的男生相比，自己太平庸，但也算是长了见识，也正是因为自己经历过那种“疯狂”的时光，康赫不相信现在的大学能培育出什么有意思的文学人才。如果要追问他原因，他便会回答说：“不知道，不回答这个问题。”末了又补了一句：“艺术家可以圈养出来的吗？”
北京
年，大学毕业的两年后，康赫第一次来北京。那是个秋天，和杭州的潮湿暧昧，空气中透着水分的情况完全相反，北京“秋天大风，沙子也大，打在脸上疼，但天非常蓝，杨树叶哗哗响”。康赫热爱这样的北京，想着要离开杭州来北京居住。“没有几个熟人，是最爽的。想左转就左转，想右转就右转，没人管你。”。
大学毕业前，康赫曾考过一次同济大学的哲学研究生，在他最为得意的西方哲学科目只得到了28分。那次考试“太疯狂了”，有六道题（或者是十道题，康赫记不准确，同时他也认为准不准确无所谓，全是脑子里的东西），他只对其中的两道有点把握，而其他的几题，连基本内容他都没听说过。“为什么来考我托马斯阿奎那的某个我认为毫无意义的观点。我听都没听说过，怎么评价？”康赫觉得十分荒谬，他热爱哲学、学习得也颇为用心，“我也不是笨蛋，他们居然来考我这些，后来就不考了，再没考。”年大学毕业时，他逃掉了照毕业照，直接去玩儿了，同学们都找不到他。
毕业后，康赫被分配到浙江当地的物资局，是国有企业，他在里面负责钢材生意。康赫对于这份工作完全没有兴趣，四年之后，他辞职，来到北京，想成为一名作家。在大学期间，他也零零散散地写。从大一开始他就在做意识研究，观察别人的意识、自己的意识和别人的梦境，他杂七杂八写了一些“好像是诗歌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的东西。不过比起心愿，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是生存。
那是一段如今罗列起来好丰富的经历，从年到年，康赫先后做过家庭教师、外企中文教员、时尚杂志专栏作者、北大新青年网站主编、演出公司项目策划、地理杂志编辑、日报记者、美食杂志出版人、影像摄影师、样态设计师。他在工作与写作两种模式之间来回切换，觉得写作成为了工作的阻碍时，就辞职专心写作，写到没钱的时候，再从书斋里走出来工作。
从南方到北方，从江浙小城到北京，这种转变以及对南方和北方不同社会形态、地理风貌、语言习俗的体察和对比构成了康赫创作的基石。康赫已经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年的近四十万字的《斯巴达：一个南方生活的样本》、年的《独行客》以及年的一百三十多万字的《人类学》。大多离不开一个潮湿的南方城市梅城，以及北京。而如果要谈论这三部小说的关系，可以说《斯巴达》和《独行客》都是为了《人类学》所做的准备。
在《斯巴达》中，康赫用39万9千字描绘了南方梅城中十六个小时里的生活场景。小说的主线是北京公子哥李得儿勾引糊涂虫郭嘏的妻子吕蒂蒂，并犯下一系列风流韵事。与此同时，康赫也由这十六小时展开去，勾勒出梅城及时行乐之风以及浑浑噩噩的情色生活。
《斯巴达：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康赫著海峡文艺出版社年1月
南方梅城，对于康赫的创作来说极为重要，后来在《人类学》中，梅城又一次出现，它是对于南方的一种指代，也承载着康赫对于家乡、对于年轻时生活经验和记忆的一种特殊情感。在《斯巴达》中，康赫曾这样描写南方的潮湿：“永远有没完没了的雨水从屋顶、树梢、伞面上渗下来，在地上积起一个个水坑，一出门就溅你一身烂泥。侥幸哪一天有了一团灰呼呼白糊糊的阳光从弥漫的云层里透出来，就会更加蒸笼般的郁闷难耐。”
从《斯巴达》开始，康赫的创作就极具野心。用将近四十万字描绘一座南方城市十六小时的生活场景，这很难不让人想到乔伊斯。康赫认为乔伊斯对他的影响是大学期间留下的。那时候还没有《尤利西斯》的全译本，只有袁可嘉选编的《国外现代派作品选》里的乔伊斯片段。康赫认为自己大学期间做意识研究的经验，让他“清楚乔伊斯写作的所有奥秘，很快就能知道，不用多想。”
除了乔伊斯，《斯巴达》中还有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中国传统戏剧的身影。在小说的最后，是一篇名为《语言、文体、史诗及中国古典戏剧——斯巴达创作前的一些读书笔记》的文章，其中，康赫多次谈到这些名字。直到今天，康赫也丝毫不回避这些作家对于《斯巴达》的影响。“你会发现《斯巴达》是一个愿意向前辈致敬的作品，没有那么在乎自己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个体的创作。向很多人致敬，巴尔扎克、乔伊斯、汤显祖、司马迁、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因为里面有些段落就是有意模仿他们的。”
写完《斯巴达》的那一年，康赫29岁。他曾经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受别人影响的作品要在30岁之前结束。“我把我的学徒期定在30岁以前，所以我必须29岁写完，实际上也是29岁写完，写了三个月，改了四个月。”
而《斯巴达》之后的《独行客》，是康赫为《人类学》做的一个小型实验。在写《斯巴达》的时候，康赫已经有了创作《人类学》的想法——写《斯巴达》结束后的事情，地点从南方梅城转移到北京。起初，康赫像写一个地狱结构的故事，一个人穿过五环去市中心找他的妻子，景象是末日式的，北京的一场大地震后，主题关于末日里的爱。但北京太大了，康赫一直没有想好该怎么写，从哪里入手。于是他找了个小城市T城进行实验。但后来写着写着，“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康赫索性写下去。《独行客》的主人公是少年郭嘏，和《斯巴达》中的那位妻子被人勾引了的糊涂虫同名。在康赫的豆瓣小站上，他这样介绍《独行客》：“我要讲的是少年郭嘏在T城当游侠的故事。他独自穿越这座黑暗之城，去见自己心爱的女人布比。由于心灵长久受制于城市和自己丈夫施放的魔法，布比丧失了爱的能力。郭嘏决心将她救出T城。”而当最后《独行客》完成之后，康赫发现它“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跟《人类学》毫无关系。”
《独行客》康赫著自出版年
可这并不妨碍康赫对于《人类学》的继续探索。《独行客》教会康赫的是，之前想的结构可以抛弃不用，于是他又继续想，写北京是写一个月呢，还是写一年呢？康赫一直觉得“不行”，不仅仅是形式，还包括语言、构造法，总而言之，他不知道如何把一个大如北京的城市呈现出来。直到年，在《华夏地理》当编辑的康赫开窍了，突然就知道应该怎么写了——每个月写一章，写九个月，总共九章。每一章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有一群相对独立的群体，他们在章节之间进进出出。这样一来，章节之间，主题在流动，人物在流动，节气也在流动。这个想法让康赫兴奋不已：他终于找到一种将东方小说的流动性和西方小说的立体构造法融合在一起的方法了。他又一次辞掉工作，专心写作，十个月，六十万字，粗略的描画出这部最终长多万字小说的最初轮廓。
九十年代
在一次和实验音乐家颜峻的对谈中，康赫谈及九十年代：“我对整个九十年代一直都保持了强烈的兴趣，做了大量记录。精神暧昧，雾气重重，持续下行，但没有彻底堕落。没有什么时代比中国九十年代更适合来观察人类了，也没有什么时代比它更适合由我这样的作家来处理了。我不喜欢处理大变动大动荡的时代，人类会因为时代的特殊而变得特殊，他们将借此掩盖自己的丰富多面。”
在康赫看来，八十年代有种扑鼻而来的浪漫气息，而如今则是更加明朗的状况——该占领的资本都占领了，穷人毫无机会可言，中产危机越来越深重。相较之下，九十年代比较模糊不清，灰蒙蒙一片。总体而言，九十年代精神已经开始走下行线，但肌理的层次很多，都混合在一起，无法肯定简单的定论。这种复杂和微妙吸引着康赫。
康赫构思许久的《人类学》就在这样一片模糊的、微妙的氛围中展开。很难用几句话概括《人类学》的内容。在这本书的封面左下角，写着“南方梅城”，右下角靠上一点的位置，写着“北方北京”，而在封底上，有这样一段描述：
“小说展现示了文学书写最广为人知的野心，语言的，叙事的和文学史的。它以连续九个月里，上百人缠根错节的谱系，从历史与当下的结合点，深入时代废墟，以复合声部勘察动荡的人心。在这幅波澜壮阔、逶迤幽深的意识画卷里，我们的时代无处藏身。”
《人类学》康赫著作家出版社年1月
用康赫的话来说，这部长达一百万字的小说，怎么解读也不为过，因为作为作者的他考虑的永远比读者多得多。成书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康赫辞职之后的那六十万字，写得飞快，除了很多错别字之外，还缺乏大量的细节和局部修饰，“只是按照已经想好的构造方式，像做雕塑一样先把它们堆成一些石块。”但康赫心里清楚，这六十万字仍然存在巨大的问题，不仅是结构，还有语言、构造法和细节。在那个时候，恰好他的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再次面临生存问题，于是，他选择把《人类学》的草稿先放一放，重新开始工作。
年，作家出版社的编辑李宏伟来找康赫，李得知康赫手头正在写的《人类学》后，希望康赫能够改出来，由他负责出版。康赫再一次辞职，他说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辞职。辞职后的头两年，他进入《人类学》资料收集和完善的工作，在原有六十万字的基本构造法之下做一些局部的调整。要调整的细节很多，要收集的材料也很庞杂，“涉及历史、哲学、市民生活、某个人的命运、某个陌生群体的生活状况”。
为了还原九十年代北京的生活场景，康赫做了大量采访，为补充一些生活细节：比如在那个年代，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一个人会用什么样的杯子，喝什么饮料，会怎么说话，再比如九十年代一个卡拉ok厅的布局和状况是如何的。康赫像是一部电影或者舞台剧中的制景师，试图还原一个时代的物质和生活风貌。除此之外，他一直以来的日记和“收藏”在写作过程中也帮了大忙。康赫有收藏杂七杂八信息的习惯，他称之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嗜好”，关于九十年代，他保留了大量的文字记录和报纸杂志。与此同时，在他的笔记中，也有许多和“面相学”相关的记录——分析一个人的脸，以及这张脸背后可能的遭遇和说话的状态，这些在后来都成为《人类学》九十年代图景的一部分。
年，康赫终于完成了《人类学》的写作，在七年的时间中，最初的六十万字被扩展为一百三十万字。年在接受采访时，康赫将《人类学》的创作过程比作攀登珠峰。在那次攀登中，他发现了自己的身体潜能：“我走得特别快，后来中科院的人给我测了一下，他们说，你的心跳不对，完全不能以这样的速度走路……我那时候认识到自己的体能，我知道不用去做个普鲁斯特式的作家，老流虚汗，躲在一个角落里写，尽量逃避消耗。”在《人类学》最终完成之后，康赫感到特别特别空虚，不想见任何人，把自己埋在游戏里，这样过了半年。
对于这一部耗费了如此多心力和体力的长篇小说，康赫颇为重视。他在微博上发起读《人类学》的活动，读者读完后会在微博上
他，告诉康赫自己读完了，而康赫则转发微博，并为每一位读者分配一个编号，像一个接力活动。如今已有64个人读完了这部小说。在康赫看来，这些读者越过了很多障碍来接近一本书，或者是写这本书的人。这样的努力让康赫感到熟悉，因为他也曾经花很多时间、很多功夫去接近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因此，认真读《人类学》的人，在康赫眼里和其他读者不一样，他们更像是亲人。“我知道他们很多人在一起玩，很多人还谈恋爱了，也有一些人辞职，去一个人独自行走。”如今回看，康赫不再认为《人类学》只属于九十年代的了。“归根结底，《人类学》所反映的还是一种中国的状况，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差不多也这样。”对康赫来说，《人类学》是《入城记》，也是《离城记》。一方面，它讲的是一群“外地人”在北京的故事，另一方面，如康赫前阵子在微博上所言：“《人类学》最初的名字真的就是《离城记》，当时考虑的是这些人从市中心慢慢搬到五环外。写了几年就不成立了，因为五环也算成市里了。通县变成了通州，大兴，怀柔昌平都不再是县而是区了。”
声音
“‘g—a--?’上门补课的五年级学生危坐在贴墙的沙发边沿，两脚并拢，半个屁股悬空，双手插在裤裆间，风纪扣紧箍着细脖子。”
“啊。元音中的元音，丹田宗气推送万音之母无阻无碍回旋于蟹壳空腔呃，啊，嗯嗯嗯，被喉咙深处干涩发痒的小巴屌附近冒出的一小串粗糙的摩擦音意外打断。”
以上两个片段，分别是《斯巴达》和《人类学》的开篇，都和声音有关。实际上，这两部小说中，都有大量关于声音的描写。有一些是对声音、发声方式以及声带的摩擦震动过程的描写，也有一些是对声音的物质化描写，写某个元音或者辅音的质感和物理特征，比如《人类学》开篇提到的元音中的元音，比如在第四章开头的那声猫叫：“呃——混合着元初的恶声讹遏愕厄噩扼饿挨近柔软的喉咙向潮湿的腭顶，颤动。”
还有一些是声音场景的文本化呈现，集中在《人类学》第六章：鞑子桥胡同、东四十四条、西四北三条、地坛公园、后海银锭桥边、安定门永恒胡同、前门大栅栏、亮马桥海上花洗手间、东大桥沿路、西上坡双井11号、鼓楼西大街、北京站、北京地铁一号线、天安门、崇文门马路市场、公主坟。康赫用文字的方式，呈现了一张北京的声音地图。
在90年代到来前，康赫就开始注意声音了，他注意一个人的声音和性格之间的关系。他觉得，声音和性格是一回事，和长相也是一回事，它们都透露一个人的信息。换言之，声音是性格的局部，声带的构造意味着个体和世界的某种关系。
康赫的声音不算浑厚，也不算响亮，他说话时，大部分时间像在喃喃自语，而并非面对一个特定的对象传达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他会突然提高音量，用略微急促的语调传达他的不理解或者是不耐烦。他语速快，也不太按照通俗习惯断句，就像他书中出现的大量的不带标点符号的段落一样。他的发音，仍保留着绍兴方言的味道——鲜有前后鼻音的区分，儿化音也并非一种自然的吐露，听上去总像是被临时安放在某个字的末尾，摇摇欲坠。
康赫近照廖伟棠摄
如果说对于声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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