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一门极为特殊的艺术，它与汉字的出现、发展、成熟相交融，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
书法由于其多重属性而难以被定义。一方面，它是一种载体，要承担文字表达的信息，具有实用性功能；另一方面，它代表着“书写”这个动作本身，即在点画、线条与运笔的一起一落之间承载书者的审美情趣与思想，这是中国书法独具的艺术性特征。
在书法史中，从甲骨片上的象形文字，到魏晋行楷的气韵风骨，再到大唐严谨法度之下的楷书，宋代文人意造的行草，人们似乎可以从中找出书法历史发展的一大特征：实用性逐渐减弱，艺术性逐渐增强。
书法发展至今，成为了一门独立、纯粹的艺术门类。提到书法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魏晋书法。
王羲之《兰亭序》是魏晋书法的典型代表。“二王”的行草酣畅淋漓，钟繇的小楷端庄严谨、清丽古雅，魏晋的名家名作无疑成为书法艺术化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而宋代书法继盛唐之法度，还魏晋之遗韵，创尚意之新风，同样是书法艺术化自觉进程中的重要一笔，代表作品如苏轼《宝月帖》。
究其原因，在宋代重文的大环境下，文人气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深入分析外因可以发现，科举的变动与印刷出版的繁荣发展同样在其中举足轻重。
一、科举之变：去功利化
艺术的概念往往比较模糊，每位艺术创作者都有自己对艺术的一套认知。不过，人们现在对艺术存在一个共性认知，即艺术要通过某种手段抒发或者寄托创作者的思想与审美情感。
艺术史中研究的很多艺术现象，往往并不是如当今部分创作者一样抱有艺术目的而创作出来的。
如，对于充满秩序感与形式美的古埃及艺术，若抛开现代人的审美眼光，放在历史的语境下思考，它只是纯粹以宗教信仰为目的而创作的，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思路同样可以放在书法研究上，即从目的上看待书法的艺术化自觉问题。
1.书法在唐代的功利性
在唐代，皇帝尤爱书法，书法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在人伦教化、礼仪活动、行政事务与科举考试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唐代科举“以书取士”，对于书法在当时盛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唐代吏部铨选制度对士人提出“楷法遒美”、“工书”等具体要求。在科举的强制性要求之下，写出一手严谨、纯熟的唐楷成为了士人的必备技能。苦习书法在当时的读书人中蔚然成风。如，《大字阴符经》、《多宝塔碑》均是出自唐代的朝中重臣之手。
然而，科举的要求虽促成了世人习书的风气，但从当时人们的目的看，书法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难逃功利性，这也限制了书者的艺术表现。
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书法更倾向于一门考取功名必备的“技艺”而非“艺术”。包括唐代时宫中大量存在的“楷书手”这种职业化的楷书誊抄官吏，更是可以佐证书法在当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技艺而存在。
2.书法在宋代更多的是为满足人的雅好
书法作为唐代科举中的重要一环，到了宋代，重要性大幅度降低。虽然在宋代铨选之中仍存在“书判拔萃”“身言书判”等内容，但据考证并未得到长期如一的贯彻执行。相较于唐代，其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对书法的冲击更为直接的是誊录制度——为保障考试的公平性，严防考试舞弊行为。宋代科举空前强盛，文人群体的扩张让科举在书法上要求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即便在文人丛生、拿笔写字的人大大增多的宋代，擅写书法者相比于唐代也是骤减的。
科举制度在宋代的这一变化虽在常规语境下流弊丛生，但降低了对书法考察的重视程度，大大削弱了当时人们写书法的功利性。人们写书法不再是为了现实的功名利禄，而更多是为了满足个人雅好。
欧阳修的“学书为乐”思想是书法作为一门“雅好”的最佳呈现。在欧阳修看来，书法并不是手头的一种技巧，而是一种“为乐”的自娱自适的活动，人们不需要纠结笔法、字形的工拙与否，书法的意义在于顺其自然的心境表达。
从《灼艾帖》中，人们可看出欧阳修写字的闲逸雅致。“学书为乐”的书学思想与唐代严格法度之下追求的“楷法遒美”似乎背道而驰。
唐宋书法在科举上的变化，让书者不再以选官者的喜好要求为标准，不再过分苛求法度之严谨、形态之工拙，而是单纯追求一种顺其内心自然状态的自得之乐。
而艺术正应该是不带功利性的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与审美意趣的纯粹表达。书法在不受科举等政治制度的影响后便削弱了功利性，在艺术化自觉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二、印刷繁荣：去实用化
书法是从文字书写中诞生的艺术，无论它如何发展，都改变不了依托于文字而存在的形式基础。文字是人类社会中信息交流的重要手段，它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媒介，就要具有一种可识性，以达到有效传递信息的要求。
在文字可识性的要求之下，就必定会诞生标准化的文字形态结构。然而，艺术中信马由缰的精神表达似乎与可识性的文字标准背道而驰，所以书法的功能性与艺术性走向分离是必然的——而逐渐将书法功能性取代的，就是文字传播技术的革新。
其中，印刷出版在宋代的繁荣发展就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一环。“雕版印书,隋唐有其法,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
宋代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造就了刻书业的兴盛，迎来了雕版印刷发展普及的黄金时代。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体系成熟，全国上下形成四大刻书中心。
活字版的发明在当时虽未得到大范围普及，但也足以证明当时刻书印刷业的繁盛。楷书笔画清晰、法度严谨，具有高度的可识性，可以明确地传递汉字表达的文字信息。
古代大量的经书典籍，为传递清晰的文字内容，都是用楷书抄写。唐代宫中的“楷书手”就是楷法极为纯熟的书者。同理，书籍的印刷出版自出现以后，印刷字体也随之出现。
宋代印刷字体主要追随的是唐代楷书名家，基于欧、颜、柳三体进行一定的几何化式改进。楷书在宋代印刷出版领域的逐步普及，使之在书法的艺术化道路上走向了衰落。
雕版印刷的模式化、标准化让楷书只是工具式的机械呈现，大大弱化了字体的个性特征，印刷中的楷书已不具备艺术性。
同时，楷书在印刷中的大范围应用让人们不再致力于楷书的实用性书写，而楷书的艺术性发展受到自身的制约，个性化的情感表现力较弱，难以满足当时人们书写的情感表达需求，从而走向艺术化的衰落。
艺术是形式美与内容美的统一。规整的楷书就具有一种秩序井然的形式美。但是，楷书在唐代的高度繁盛与其在印刷字体上的广泛使用，让其在书法艺术层面达到了某种“历史的终结”，后代的楷书从此难以超越唐楷的巅峰。即便是后来极其注重楷法形神气韵极致化表现的馆阁体，也难逃黯淡俗气之风。
楷书具有的实用性因印刷而发扬，受限的艺术性也因印刷而衰落。作为一种信息符号的实用文字，楷书在印刷技术的发展普及过程中逐渐从书法中脱离。宋代楷书衰落、行草大兴的原因之一亦是在此。
印刷术的普及让楷书的实用性需求下降，而行书与草书变化丰富、可塑性强，具有很强的艺术承载力，可以在笔墨的一连一断、一行一顿留下的点画、线条之间寄予丰裕的情愫。
正是这一点，造就了“宋人尚意”，成就了宋代书法的艺术化。苏轼名作《黄州寒食帖》可视作书法艺术性的登峰造极之作。
结语
“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善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
书法，就是“形”与“神”关系的一种体现，也可以说是艺术本质上的形式美与内容美。
回顾中国书法的历史，能看到艺术的形式美与内容美在书法上逐渐相得益彰的显现过程，从单纯具有形式美的功能性文字符号，到一笔一画都蕴含着丰厚意蕴的艺术作品，这就是书法的艺术化自觉。
特定的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因素，让宋代成为了书法转型的重要历史节点。
探讨宋代科举之变、印刷发展之于书法的艺术化，实际上就是从某一角度由表及里地窥探书法艺术的本质，从“人”的角度看，实现目的上的去功利化；从“书”的角度看，实现功能上的去实用化。
在本质上，功利与实用是具有同一性的，二者都属于一种物质性价值。而当书法远离物质性价值而存在，就是它艺术化的极致呈现，是书法艺术本质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