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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人眼中，诗人布罗茨基的一生由黑白分明的两段构成。32岁之前，他是苏联小有名气的地下诗人，由于在非主流文学杂志上发表诗作以及与外国作家来往，布罗茨基受到当局的监视，并在随后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起诉，流放至苏联北疆服役。这一事件正值东西方冷战时期，布罗茨基也因此成为了世界的焦点。32岁那年，布罗茨基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从此开始了客居美国的后半生。在诗歌《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四日》中，他写下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由于缺乏野兽，我闯入铁笼里充数，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椽木上，生活在海边，在绿洲中玩纸牌，跟那些穿燕尾服、鬼才知道是谁的人一起吃块菌。从冰川的高处我观看半个世界，地球的阔度。两次溺水，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离开生我养我的国家。
幸运的是，正是这场轰动一时的流亡使布罗茨基彻底从地下解放，进入公众的视野。在美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不仅先后出版了多部诗集和散文集，还因“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获得了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如今，布罗茨基已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俄语诗人之一，俄国学界甚至将其与普希金并列。但直至去世，布罗茨基也未返回祖国。在散文集《水印》中，他如此总结自己的“前世”与“今生”：“为了拥有另一种人生，我们应该结束第一种人生，而且这个活儿应该处理得干净利落。没有哪个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实现这种事，尽管有时，不辞而别的另一半或是政治体制确实会帮我们大忙。”
布罗茨基虽与曼杰施坦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同属俄国古典主义诗人，但其作品的表现手法却明显多了些西方文化的痕迹。在许多公开演讲和诗歌评论中，布罗茨基都提到过弗洛斯特和奥登等英语诗人对他的影响。有趣的是，在西方文学界乃至整个世界，布罗茨基最广受推崇的作品却不是他的诗歌，而是他的散文。他在生前出版的三部散文集《小于一》（）、《水印》（）和《悲伤与理智》（）均以英文首版，这也是中国读者最为熟知的几部作品。反观布罗茨基的诗歌，绝大多数仍以俄语创作、发表，这似乎暗含了诗人对于诗歌语言之本质，以及诗人与语言之关系的独特理解。
在日前出版的《布罗茨基谈话录》一书中，同为俄裔美国作家的所罗门·沃尔科夫尝试以对谈的形式为读者勾勒出布罗茨基一生的走向、他的创作路径，以及他对20世纪诗歌的理解与洞察。回顾定居纽约的生活时，布罗茨基谈到了他是如何重塑自己的语言体系和创作观念的。对于他来说，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而俄语和英语则是观察世界的两种方法，如同“坐在一座山的峰顶上，看着两侧的山坡”。如何跳出历史与命运，在东西方文化之中确认书写的价值，是身为“流亡诗人”的重要议题。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书中节选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在纽约的生活》
文
约瑟夫·布罗茨基所罗门·沃尔科夫译
刘文飞
沃尔科夫：您已经在纽约住了很多年，在这个带有波希米亚风格的优雅街区里扎下了根。在这里，大家全都认识您，您也认识所有的人。您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非常舒适的，起居也很有规律。您是不是觉得，比起在苏联的时候，这里的生活要更有预见性一些，更为稳定一些？
布罗茨基：是，又不是。更确切地说，不是。
沃尔科夫：为什么？
布罗茨基：天知道为什么。首先是因为，你在这里过的并不是什么外在的生活。预见性有什么不好呢？它就体现在你和外在世界的关系之中，这个外在世界也就是你的住处、职业和周围的人。可是第一，对于这种预见性来说，纽约可是太多样了。在这里，永远存在着某种面容上的万花筒。这样一来，预见性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虽说是局部意义上的。第二，我在内心上并不依赖于我在街道、地铁、大学等地所遭遇的一切。虽说这些周围环境有时也会让我心生厌恶。我不想说，我在过着某种多样的、丰富的内在生活，但是就整体而言，在我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主要都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在这里，在西方。这种内在生活的程度还超过了在苏联的时候。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毕竟有些陌生，是这样的吗？从我这一方面来说，这要么是一种保护反应，要么是……
沃尔科夫：自我封闭……
布罗茨基：当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时候，即对于你来说什么是最为重要的，这里已经有了某种单调，不是要把它完全去除，可是……此外，在我这门手艺中，在文学中，所做的工作或多或少都要被投射到生活中去。生活于是便对你在纸张上所做的一切开始产生依赖了。如果说，某些情景的重复在生活中还是可能的话，那么在纸张上，这样的重复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文学或艺术中，这种重复就会被称为“陈词滥调”，是这样的吗？你在文学中会避免这样的陈词滥调，同样，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你也会竭力回避这类重复。也就是说，似乎在进行一种永不回头的线性运动。
沃尔科夫：您好像对我说过，您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划分为好几个时期。如果这里指的是内在的生活呢？
布罗茨基：这是一个很出色的问题，所罗门，可是回答起来却很困难，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我从未认真地审视过自己。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卖弄。一般来说，内在的变化是不可能被跟踪的，如果这些变化还谈不上质变的话。有些变化在发生的时候，你自己往往是觉察不到的。
沃尔科夫：在生活中还是在纸张上？
布罗茨基：在大脑里。但是，恰恰是在写作的时候，当你突然写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会觉察出这一点。这个时候，你的脑袋里会冒出一句什么话来，对于你的内心状态而言，这句话往往是真实的，是这样的吗？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瞬间，那是在年。我写了一首诗：《新房客对家中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事实上，这里所谈的当然不是房客，而是一种比喻。因为我突然明白，并不是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而是另一个灵魂移居进了我的身体。我突然意识到，我成了另一个我。从那个时候起，我似乎就不再有什么变化了。
所罗门·沃尔科夫沃尔科夫：一位诗人居住在异国他乡，却继续用母语写作，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布罗茨基：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似乎，托马斯·曼在迁居到这里、迁居到美国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有优美的德文。”就是这样。
沃尔科夫：可是要知道，散文和诗歌之间毕竟存在着某种差异。
布罗茨基：诗歌方面的事情当然要更复杂一些。因为散文就是讲故事……在散文中，有那种似乎能帮上大忙的机械因素。我不太清楚，我从未专心写过小说。说到写诗，这当然要稍难一些。为了能写出诗来，就需要在语言的习惯中持续不断地熬煮。也就是说，要持续不断地谛听这些习语——在美食店里，在有轨电车里，在啤酒馆里，在排队的时候，如此等等。或者是，对这些习语充耳不闻。问题在于，住在纽约，你就处在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中。一方面，电话打来打去，一切仿佛都在继续。另一方面，又没有任何东西还在继续。就是这样一种虚假的状态。或许会更好一些，如果完全听不到母语的话。或者相反，如果能更经常地听到母语。更经常地听到，这又不可能。是吗？如果没有给自己制造出一个人为的环境。当然，你可以遇到一些来自俄国的人，可以与他们交谈。不过，这照例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一种被迫的语言运用。更不用说，我有时不得不和这样一些人打交道，即便是在家里，我也许都不想和他们说话。事实上，重要的并不是一个人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话，而在于他说的是什么。就这一意义而言，这里的处境一点也不比在祖国的时候更好。
沃尔科夫：我正想问一问这个问题。您感觉到了吗，纽约就是纽约，而不是新英格兰，它正小心翼翼地、逐渐地在您的诗歌中占据地盘？或者，它依然是这种意义上的异乡？
布罗茨基：如果认真地说，彼得堡的风景如此的古典主义，似乎成了一个人内心状态和心理反应的等价物，或者至少可以说，这个人的反应是作者反应的等价物，这是一种完全可以被意识到的节奏，甚或是一种自然的生物学节奏。在这里所创造的一切，似乎处于另一个维度。在心理上把握这一点，也就是说，把这一点转化为自己的内心节奏，我认为简直是不可能的。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我对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应该说，还没有任何人做到这一点，不仅是一个比如说来这里做客的人，就是一个当地人也做不到。只有哈特·克莱恩在他的《桥》中作过某种尝试，想把纽约熬煮一番，塞到美文中去。这是一首很出色的诗。那里什么都有……但是，纽约还是没有被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写进诗歌。这不可能做到，似乎也没有必要做到。如果漫画中的超人写起诗来，他或许能成功地描写一番纽约。
沃尔科夫：难道其他的诗人都没有写过这个主题？
布罗茨基：我只记得一个非常认真的尝试，做出这一尝试的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不过在我看来，这个尝试也没有获得什么成果。除了一个出色的比喻——“灰色的嘴唇”，或者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当你拉开一段距离，用某种陌生化的眼光来看纽约的全景，它的确像一片嘴唇。
年，布罗茨基离开列宁格勒，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此后再也没有回过故乡沃尔科夫：我还记得，在和您的一次谈话中，您的一句话像针一样刺中了我，让我十分难忘，您说，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我常常对自己重复这句话。
布罗茨基：我并不认为我将在这里再活一个三十二年，就像在祖国一样。总的说来，这是很难设想的。（不过，如果我在这里活得更久，我的这个说法即便就纯粹的统计学意义而言也很难经受住批评了，是这样的吗？）要知道，无论是我们的信念还是我们的原则，当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形成了。我们这些年纪上的人，自主或不自主地就已经是定型的生物了。基础、起跑——都发生在祖国。我们在俄国的存在是原因。今天所获得的是结果。
沃尔科夫：您难道没有感觉到，在您来到纽约之后，恰恰相反，这次移居也提供出了一个新起点的可能性？
布罗茨基：的确没有过。对于我来说，总的说来，并没有过这样一种起点的感觉。
沃尔科夫：那继续下去的感觉呢？
布罗茨基：这种感觉倒是有，从某个时候开始。大约是从三十岁时开始的，我认为。
沃尔科夫：我们谈到了俄国对您的诗有过的不同反响，顺便说一句，在这里，在侨民界，也存在着这样的不同反响。关于其他一些人，那些由于各种不同原因离开俄国的人，人们的评论和议论大致也是这样的。但与此同时，又有什么东西将他们连接在了一起。这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纳博科夫和巴兰钦。顺便说一句，他们三个人从前都是彼得堡人。他们都是我所言的彼得堡现代主义“外国分支”的代表。在这里，在西方，他们从某种民族性的东西转向了更有包容性的东西。他们成了世界主义者。（这个词在这里，在西方，没有任何贬义。它的含义归根结底，就是“世界公民”的意思。）就是因为这种世界主义，有人出面反对他们，所用的说法与对您的攻击相当相似。
布罗茨基：您知道吗，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考虑过。我说的是实话。我也从来不在这个天地、这个层面打量我所做的工作。我所研究的甚至不是自己的生活，而是自己内心的历史。要看一看我得到了什么，没有得到什么，在我出错的时候，原因是不是在我自己身上。一句话，是一些非常内在的事情。其余的一切我都不是很感兴趣。
沃尔科夫：这个问题之所以让我感兴趣，是因为我越来越坚信，在某个时刻曾有意识地想摆脱俄国文化的斯特拉文斯基、纳博科夫和巴兰钦，最终还是未能脱离俄国文化。结果表明，要想脱离自己的文化，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拒绝了某些东西，但他们又获得了一些新的素质。其结果，他们借此又令人难以置信地拓展了俄国文化的疆界。如今在祖国，许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实。在那里，如今正展开一个过程，即对彼得堡文化外国分支的各项成就进行吸收和同化，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却是注定的。与此同时，也能看到一些注定会有的企图，想让这一进程停下来。
布罗茨基：这一切都很有意思，不过我个人倒是什么都没拓展。我在写着自己的小诗，仅此而已。我对此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和您提到的这些杰出先生们不同，我甚至不想离开俄国。我是被强迫的。我当时给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写过信，让他们最好能允许我参加祖国的文学进程，哪怕是做个译者也行。可是他们不允许。
《布罗茨基谈话录》[美]约瑟夫·布罗茨基/所罗门·沃尔科夫著马海甸/刘文飞/陈方译作家出版社-04沃尔科夫：顺便问一句，在最近一期的《纽约人》上，我看到了您的一首诗，它是用英语写成的吗？
布罗茨基：不，这是译文。只不过没有标明译者的名字。顺便说一句，译者就是我自己。
沃尔科夫：我早就知道，您毕竟是会开始用英语写诗的，虽说您相当坚决地强调过，您不想这样做。
布罗茨基：我几乎没有这样做过。我唯一经常用英语写作的东西，就是散文。就是在这一领域，近来也出现了某种停顿。原因就在于，这该死的纽约暑热，热得简直让脑袋转不起来了。
沃尔科夫：非常想看到这些散文——全部的散文——能在苏联出版，被翻译成俄语。一个并不次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散文的创作出发点，就是对世界文化的参与。而在那里，在俄国，如今所缺乏的恰恰是这个。
布罗茨基：问题的提法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他们那里缺乏什么。”他们缺乏一切东西。您知道吗，地理学可不是白白存在的。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被混淆的，是这样的吗？当然，对世界文化的眷恋是存在的。但是要知道，这种眷恋只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文化中。比如说，在英国文化中就不存在这种眷恋。
沃尔科夫：因为在那里，世界文化一直存在，不需要任何眷恋。
布罗茨基：就某种意义而言是这样的。不过，比如说，英国人反而有一种对东方才有的那种天然浑成的眷恋。他们有一种对东方文化、对所有这些印度因素的向往。总的来说，每一种文化都总是喜欢追求它所缺乏的东西。追求更充分地把握生活，是这样的吗？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了文化，这么说它，就像是一只想抓自己尾巴的猫。不过，如果谈到私人层面，英国人，比如说，又是非常唯理论的。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们会经常忽视这些细微差别，所有这些所谓的“细枝末节”，所有这些边边角角……我们假设，你切开一个苹果，削去了果皮。现在，你知道苹果内部是什么样的了，但是这样一来，你却失去了苹果那两面都圆鼓鼓的外形。俄国文化所感兴趣的恰恰就是苹果本身，它会为苹果的颜色、表皮的光滑等等而开心。至于苹果的内部，它始终一无所知。草率地说，这就是不同类型的世界观：唯理论的和综合性的。
沃尔科夫：但是，当一个与一种文化类型相关的人又掌握了另一种文化的工作机制，这便能开辟出一些新的地平线来。在这一方面，斯特拉文斯基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他很早就冲出了祖国的界限。冲出去之后，他又给了整个世界音乐以令人震撼的推动。但是与此同时，现在也看出来了，斯特拉文斯基也对20世纪的俄国音乐产生了最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斯特拉文斯基步出俄国文化，是为了永远留在俄国文化中。
布罗茨基：很可能。问题在于，这就是同时属于两种文化，或者更简洁地说，这是一种双语现象，你是注定要落入这一状态的，或者是相反，这究竟是一种祝福，还是一种惩罚，啊？这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心理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你就像是坐在一座山的峰顶上，看着两侧的山坡。我不知道，在我身上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至少，在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的视点是不错的。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布罗茨基谈话录》一书，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