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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
西兰公路的前世今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古丝绸之路阶段和清王朝改造利用阶段、国民政府阶段及建国后的修改、修建阶段。
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这些交流的通道很多。相对而言，唯有丝绸之路是我们人类文明相互交流中最持久，最广泛，最辉煌，也是人文、历史、宗教和艺术等人类遗迹积累最丰厚的一个文化带。丝绸之路是我国与西方世界相互了解的最早窗口之一，是我国古代接受先进文化与了解外部世界和民族交流、文化共生、和谐相处的主要通道。
《印象帕米尔》陈航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确定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汉唐两京(长安和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路，这是丝绸之路的主道，包括原、会北道和青海道，它因通过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中亚的若干沙漠地区而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二是中国北部的草原丝绸之路；三是中国四川、云南和西藏的西南丝绸之路；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西北地区只有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公元前后,《史记》《汉书》及南北朝史籍最早出现有关丝绸之路的记载是“西域南道”、“西域中道”、“新北道”及“河西道”等。隋唐时期,又产生许多较详细记载亚欧贸易路的交通路线和名称的著作，如裴矩《西域图记》、韦节《西番记》、王玄策《中天竺行记》、程士章《西域道里记》、韦弘机《西征记》、玄奘和辩机著《大唐西域记》以及作者姓名不详的《隋西域志》《西域道里记》《诸蕃国记》等，这些著作记载了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其中某些地区的路段甚至还有更细致的命名,如京畿道、关内道、秦直道、云中路、阴山道、圣人道、参天可汗道、关陇道、秦州路、大阪道、乌兰路、河西道、大碛道(大海道)、弓月道、羌中道、吐谷浑道或青海路(河南道)、永昌路、大秦道等。
《丝路文本》陆志宏
无论名称如何变化，丝绸之路甘肃段地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丝绸之路是人类物质、精神、艺术、文化的交通之路，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动脉。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是丝绸之路繁盛时商旅相继景况的真实写照；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也形象地记述了唐代丝绸古道上驿站的繁忙景象：“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岑参走的道路大致与后来的西兰公路重合。我们可以把西兰公路看成承前启后、联结古典文明与现代文化的象征。建国后，西兰公路在古老丝绸之路基础上修改、修建，发展至今，不但有国道、高速公路，还有了高铁。时代飞速发展的同时，丝绸之路文化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年，全球唯一以“丝绸之路”命名的文化刊物《丝绸之路》在西北师范大学创刊，如今走过30年历程。西北师范大学各相关学院和《丝绸之路》经常参与或举办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颇多成果。年12月25-27日，“中欧丝路审美文化双边论坛”国际研讨会在兰州举办，我受邀作题为《丝路考古叙事》的主旨发言。在我看来，丝绸之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条人类文明交流的通道。在全球，这些交流的通道很多。但相对而言，唯有丝绸之路是我们人类文明相互交流中最持久，最广泛，最辉煌，也是最深刻的一条道路。因为它连接了欧亚大陆的主要文明区，同时也连接了非洲北部的文明区域。这几个文明区，是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一些文明区域。也正是人们不断的在总结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文明通道的过程中，来提炼总结人类文明交流中的一些规律，一些经验。当然问题还处在一个大家不断认识的过程中。我想有三点现在已经基本形成大家的共识，人类因文明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标志是前年及前年汉武帝刘彻两次派张骞通过甘肃，出使西域，倾国力向西拓展，商贸活动在印度、东南亚、斯里兰卡、中国、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迅速发展。其后，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就在同中亚、印度、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及政治军事活动中不断延伸，发展,并且产生了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固定名称，它们是以后形成“丝绸之路”的基础。
黄河水道
黄河水患较多，中国历史中有不少与治水相关的传说或记载。黄河养育了中华文明，同时也不断滋生忧虑、带来麻烦。大禹因为治水之功而被后代推崇、颂扬。康熙效法大禹治水，亲政不久就谕令臣工绘制河图：“河道屡次冲决，地方被灾，民生困苦，深轸朕怀”。治河是康熙中晚期重要内容之一，曾经六次南巡，亲临河工，指授方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有一幅不具作者与年代的长卷式绢本彩绘《黄河图》。经考证，此图是康熙帝亲自授命、由康熙朝河道总督靳辅延聘幕僚周洽、李含渼等人在清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六年(-)间绘制而成。周洽通过实地考察黄河并参照各地其他舆图，与李含渼等一起绘成两幅《黄河图》。靳辅于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将其中一幅呈奏康熙帝御览，后收贮于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现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一幅在民国时期被北平图书馆舆图部收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周洽《黄河图》采用鸟瞰式画法描绘靳辅治理黄河、运河时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以及黄河下游两岸重要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
《黄河渡》套色木刻苏朗
此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卷首起黄河海口，卷尾至龙门、潼关，黄河犹如一条巨龙穿梭于黄淮海平原上。此外，东端黄河入海处，在海上画出了太阳、彩云、波涛、岩礁等内容。属于地图与绘画相结合的传统形象化地图。河流绘以双线，内绘水波纹，漕船扬帆其中，黄河涂赭黄色，其他河流用青黄色，堤坝用宽粗线条突出显示，并以形象绘法标明大堤之上的各种建筑和设施，其余府、州、县城邑，寺庙等均采用形象绘法绘出，文字注记多达余处。图中的山峦、名胜、闸坝名称均用金色蝇头小楷注于其上，城镇之间的距离也有标注。黄河下游河道、运河及其他河流位置关系描绘详尽、清晰和准确，河流沿岸的山脉、城池、堤坝、闸桥跃然纸上，是一幅精美的黄河水道水利图。
《黄河图》是仅存几幅鸟瞰式水利图之一，也是最精美、最能代表康熙前中期绘图风格的黄河图之一，在中国地图史和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篇幅之长、内容之丰富、绘画之精细、色彩之艳丽、地名注记之多,用了近二年之工,具有强烈的文化内涵和政治象征意义，它体现了清朝初期地图的绘画艺术和制图水平,无愧为中国古代形象画法地图的杰作，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根据宋代著名美术史评论家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以及相关史料记载，隋唐五代时期著名画家展子虔、吴道子、顾恺之以及周文矩，明代宫廷画家李在等都曾经以大禹治水为题材创作过相关画作，纪念他的伟大功绩。宋代佚名画家所作《大禹治水图》曾旧藏清宫，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钦定以这幅宋人画为稿本，由清宫造办处画出大禹治水纸样，由画匠贾全在大玉上临画，再做成木样发往扬州，耗时6年雕成。乾隆五十三年()，乾隆又命宫中造办处如意馆刻玉匠朱泰将乾隆御制诗和两方宝玺印文刻制在玉山上。最后由乾隆帝钦定，安放在宁寿宫乐寿堂内。
长期以来，受农业社会思维影响，人们对黄河的认识只着眼于农业灌溉，而遮蔽了其交通运输、军事防御等方面的功能。叶舒宪在发表于《丝绸之路》上的学术文章《黄河水道与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中说：“史前玉器分布在黄河中游两岸的现象，该做何解释？古书上能够找出的标准性解说，就是‘河出昆仑’说与‘玉出昆仑’说的绝对巧合！这一巧合实际上把西北特产的美玉之地同黄河源头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究其原因，莫非西北美玉进入中原的远距离输送路线就是走的黄河水路？再看看殷商晚期出土大量和田玉雕玉器群的都城安阳，原来也距离黄河不太远。……古人所说的玉出昆仑是现实的记录，而河出昆仑说则有想象的成分。《禹贡》说治水的大禹‘导河积石’。黄河发源于青海，流经青海甘肃交界的积石山一带，这里距离新疆昆仑山非常遥远。古人是怎样想象这大段距离的呢？原来是认为黄河流出昆仑山后潜入地下，经过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后，又从积石山一带冒出地上。这是把实际的黄河同想象中的河源联系为一体的说法。华夏先民们之所以会有如此奇思妙想，或许就是沿着黄河水路运输玉石的长期实践所催生的神话化地理观。……是否可以做出如下推论：美玉来自昆仑山，经过河西走廊的陆路中转，在甘肃东部改从水路输送，当美玉运抵中原文明时，给中原人的印象就好像美玉与黄河同出一源。”“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与中原文明的交往路线难题，已经渐渐有了较清晰的线索，那就是大约千年之后的西周穆王所走的同一条路线：不是直接经过关中地区将陇东与中原相联系，而是先北上河套地区，再沿着九曲黄河道向前进发。换言之，河湟地区史前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联通道有可能是沿着黄河而曲折展开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居住选址也大体上青睐河边的台地。目前，齐家文化玉器在宁夏地区已经多有发现，看来，齐家文化先民的活动范围足以达到陕甘宁青的广大地区。”“《诗经·大雅·公刘》歌颂周人祖先公刘自陇东迁徙豳地，就有‘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的诗句。毛传以下把这里的‘舟’字解释为佩带。我一直不以为然，却又没有提供反证的契机。假如黄河曾经充当向中原运输西北玉料资源的作用，以舟船运载玉石的情景，不就呼之欲出了吗？”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叶舒宪先生关于黄河水道与玉石之路关系的论述文字，乃是因为这个认识对此前关于母亲河的概念是一次革命，将黄河还原到最本质的文化属性上。同时，也引出了“玉帛之路”的话题。
玉帛之路
年至年，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为了探析丝绸之路前身玉帛之路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实施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有计划地研究考古出土玉器、玉文化遗址及西部玉石资源状况，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截至目前，考察团发表专家考察手记和记者报道多篇，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出版玉帛之路考察丛书共17部，另外，考察团提交政府对策报告3份。年11月17日，《丝绸之路》杂志社与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安宁区委区政府等单位联合举办“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系列活动——玉华帛彩·国际诗文吟唱会”，对玉文化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艺术转化。年12月，对兰州市科技局科技攻关及产业化类项目《基于甘肃省玉矿资源的丝绸之路敦煌玉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推广》结项。该项目组通过实地考察、座谈、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且研发出《敦煌飞天》《反弹琵琶》《观音》《西北师范大学纪念玉牌》《西北师范大学校训玉牌》等系列玉文化创意产品。
十五次玉帛文化系列考察活动的重要学术意义在于填补玉帛之路路网认识上的空白点，摸清古今路线大致情况，探索若干未知的偏僻古道的存在，探查和理解齐家文化遗址与玉器文物向东分布的情况，对甘肃省境内齐家、四坝等典型文化的承递关系进行梳理，对齐家文化在中原文明发展历程中扮演的“二传手”角色有了更深认识，在对学术成果进行艺术化转换方面也有了成功的探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十五次应用人类学四重证据法的考察、研究活动，叶舒宪、王仁湘、张天恩、刘学堂、叶茂林、易华等学者都有了新的学术成果。例如，以叶舒宪先生《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为代表的学术著作，把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在中华文明探源课题上。年底，上海交大成立神话学研究院就是以本项目负责人叶舒宪教授的玉文化考察、研究成果为支撑，它是上海市政府扶持的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也是一个高端智库。上海市委托神话学研究院完成的重大项目“中华创世神话的考古学研究·玉成中国”系列的第一部书《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上海人民出版社年6月出版)也是叶舒宪先生此前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成果。
玉帛文化考察中有两次“再发现”意义重大，值得一提。首先是“敦煌再发现”。以前，敦煌的历史伴随着张骞通西域开启，年8月叶舒宪等专家考察敦煌旱峡玉矿，年10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暨十三次考察成果发布会”，会上宣布敦煌三危山旱峡古代玉矿开始年代可能在距今—年前后。年《考古与文物》第4期发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国科等考古人员撰写的《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考古调查报告》认为该遗址为研究古代“西玉东输”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资料、新证据。敦煌与中原联系的时间也向前推进了近年。年5月5日，甘肃省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旱峡玉矿将中华夏民族对敦煌开发的历史大大提前，可以说“敦煌再发现”，这是自年发现敦煌藏经洞和外国学者大量运走敦煌文书以来，由中国本土学者在敦煌独立完成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探索发现。
《古道》张国荣
其次是研究认识到仰韶文化时期出现玉礼器，它们开启了“东玉西输”的序幕。中国文明起源是研究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如果按照传统文明标准(文字、青铜器和城市)划分，很难解释区域不同而形成的差异较大的文明。例如，中国在甲骨文出现之前就具有早期国家社会形态和较为完整的礼仪系统和管理制度，礼仪系统是中华文明突出特征。玉礼器是礼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证明中国玉文化发源于西辽河流域上游，被认为进入黄河流域的时间大概在龙山文化时期，即距今年前后，因此，之前出土的玉器没有引起考古界足够重视。考古学家、研究者长久以来普遍认为仰韶文化时期没有玉文化。但是，多年来仰韶文化玉器连续不断、甚至成组出土。咸阳博物院收藏年陕西省文管会采集到的石斧石钺31件，限于当时认识水平，未能辨识出其中的玉礼器；—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朗树德研究员从秦安大地湾四期(仰韶文化晚期)挖到85件玉器(其中12件完整，73件残损)；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研究员带队发掘宝鸡福临堡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过两件墨绿色蛇纹石玉饰，一个圆形，一个梯形；年，他带队清理发掘宝鸡市关桃园遗址时出土一件前仰韶时期(距今多年)的玉镯；—年，河南省考古队在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墓葬发掘出13件深色玉钺；—年，西商高速公路考古队从仰韶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早期的蓝田新街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件玉笄。
仰韶文化玉器逐渐引起考古学家和学者注意。叶舒宪教授在进行玉帛之路文化考察过程中，在好几家博物馆看到一些由武山鸳鸯玉料制作的仰韶文化玉器，结合相关考古报告，他研究认为距今年有一批仰韶先民沿着渭水西进到武山渭河岸边，很可能是他们促进鸳鸯玉东进中原。年2月，叶舒宪教授率领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专家团队对咸阳博物院藏31件原定名为石斧、石钺的文物进行重新辨识和研究，初步判断尹家村遗址年代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至庙底沟类型之间，距今约至5年。18件玉器中，墨色、墨绿和绿色蛇纹石玉斧钺多达15件，超过灵宝西坡和杨官寨两地出土玉钺的总和。叶舒宪教授认为中原地区玉文化起源的第一个时代是以“玄玉时代”为基本特色，其肇始时间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上限，即距今年，下限暂定在龙山文化晚期，即距今年。无独有偶，年4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在河南渑池观摩一件略残的玉环，认为是典型红山文化玉器制作风格。另还有摆放在一起、工艺先进的精美“镯子”与红山文化时期玉镯极为相似，凌家滩、良渚也有类似玉器。
这些再发现对重新认识仰韶文化意义重大。年5月22日，咸阳博物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单位共同筹办的《仰韶玉韵文物展》在咸阳博物院隆重开幕，展出的18件玉石钺是目前国内发现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规格最高的玉礼器群组，其中长达26厘米的蛇纹石玉钺可谓迄今所见仰韶文化时期玉钺之冠；“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玄玉时代’高端论坛”也同时举办。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影响力巨大。在仰韶文化发展年之际，咸阳尹家村遗址成组玉钺再发现、展出和学术研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让文物活起来”，必将丰富仰韶文化的研究内容，对从事博物馆管理、研究工作也很有启发。
玉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未曾中断过，与我国拥有丰富玉石资源以及史前人类辩识、加工、利用透闪石玉有本质联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年以来联合多家单位开展“河西走廊早期玉矿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先后发现马鬃山径保尔、寒窑子和敦煌旱峡玉矿遗址三处玉矿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极大丰富了对古代玉石资源开发、东部玉石信仰观念核心区与西部资源分布带关系等重要课题的认识，补充、完善甚至更新以往学术观点，河西走廊西部作为中国重要玉料资源区和战略地位因此得以证实；建国以来，甘肃省考古挖掘、民间征集数量较多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玉器，尤其以陇山以东和陇山以西地区最为典型，由西往东，玉器器型变化真实客观地反映出“东玉西传”的生动过程；玉器制作选取玉料则证明了“西玉东输”的路线和特征。
考古叙事
考古研究发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几大文明发祥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都曾钟情于各类玉石。丝绸之路前身玉帛之路，就是在中国玉文化与来自欧亚大陆的青铜文化等外来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
考古学首先是物质文化层面和社会结构与制度层面上的考古，广义上的考古学还应包含精神层面的考古。考古学研究应当既见“物”又见“人”,要透过“物”来研究“人”的精神面貌与特质。在公元前，更前的时间我们出现的这些文明大多没有文献的记载。出现在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也缺少很多的文献与记载。甚至很多的古代语言都已经失去。这要通过考古，可能大多数更多的材料都来自考古材料。以往我们的考古材料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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