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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深圳人，我一度不知该如何向外描述、向内挖掘。这座因地缘和政策拔地而起的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与迭代，而它似乎也骄傲于向世人展示其速度、活力与机会。
然而当一座城市还来不及、或疏于沉淀文化与历史，其所呈现的面貌就不免空洞与浮躁，并被外界轻易地标签与定义。于是先有“文化沙漠”，后有“搞钱之都”，深圳就这么尴尬地被书写；更为尴尬的是，这两个标签如此“深圳”，看上去没有反驳的余地。
本文试图梳理标签背后的城市发展逻辑——深圳速度。速度伴随着深圳的崛起，但也同时遮蔽、排除并抛下了许多凌乱的杂质、无用的生机，并让城市越来越像一个热火朝天的空壳。
出于身份的焦虑，也带着好奇亦或是困惑，我试图在这座疯狂迷恋效率的城市里，寻找更多元的声音和实践：文化沙漠为什么没「文化」？来了搞钱之都就能搞到钱吗？在速度与效率至上的阴影之下，这个城市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性正在发生？
我找到了一些在深圳生活、但不再跟“深圳速度”同步的朋友，他们中既有大厂员工，也有青年空间的主理人和媒体从业者，还有人带着两种身份的重叠。在聊天中，城市光鲜表皮下那些不被看到的角落正缓缓浮现，而我与这座城市（也是故土）的关系，也得以被重新界定。
走得太快的人
有时会走到自己前面去
他的脸庞会模糊
速度给它掺进了
幻觉和未来的颜色
——李元胜，《走得太快的人》
01空洞的文化沙漠
我的大学同学永佳，来深圳不到半年便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年大学毕业，他进入了互联网行业，先后辗转于广州、北京和上海，接着是深圳，一线城市呆了个遍。他在深圳拿到了最高的薪水，但也最快对这座城市感到厌倦。
我是一个蛮喜欢探索城市的人，经常去逛一些古建筑，奇奇怪怪的空间，还有一些沙龙和展览。来深圳之前有一定预期，肯定不能跟北京和上海比，但没想到如此无聊。现在周末我只能去周边逛逛，比如广州和顺德。
永佳所说的无聊，我深有体会。这种感受在过去几年间成倍增长，并促使我在半年前动身北上，离开这座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
相比于腾飞的经济，深圳的文化生活只能客气地用“略显贫瘠”来形容。城市由东西方向向两边延伸，车程0分钟，就能从市区来到海边，但海边的风景经不住高频率的拜访。如果你想要探寻一些人文古迹，只有大鹏和南头的两座古城候在那里，并且已经被过载的商业气息与宣传力度打磨得光滑平整了，标示牌的每一段文字都在用力诉说它的历史，但一砖一瓦分明像昨夜添加的一样。
永佳说他也有留意深圳的一些艺术馆、博物馆和剧院。作为“设计之都”，深圳的很多文化空间都是由世界顶级建筑师所设计，比如年落成的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就出自日本建筑大师槙文彦之手，并且挂上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VA）海外分馆的名号。盛名之下，展览的内容和展品的陈列却让他大失所望：
就是一些网红展嘛，纯粹打卡和消费的地方，你去逛了后没有任何可以带走的感受，也没有停留的欲望。感觉深圳在努力打造一些文化场所，但都特别空洞，没啥内容。
空洞、贫瘠、人造感强，是永佳对深圳的感受。与此同时，一座又一座的艺术馆不断被建立，现代、漂亮而整洁。
02“大芬村后遗症”
「打边炉」是一家扎根于深圳的艺术机构，主编钟刚将深圳这种独有的文化景观形容为“展示”与“空降”。这是一座从建立之初就自带特殊使命的城市——经济特区这个词本身就有很强的示范性，这种示范既对内地，也面向海外，因此它并不过多考虑生活在这里的人和他们细微的日常，而是先让建筑和空间快速地矗立起来。过去也常常有很多艺术家和展览空降深圳，试图以相对低的时间成本推动城市的艺术发展，但他们和深圳本身联系是薄弱的，时间一长，本土艺术家的面貌变得不可识别，人们也看不到地方性的文化符号。
深圳曾试图将大芬村打造为一张文化名片。从90年代初开始，这个位于龙岗区的城中村逐渐聚集了大量的画匠，他们大都来自农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但却以惊人的速度画出了一张又一张的《蒙拉丽莎》与《向日葵》，其批量生产的画作以低价远销欧美，经过多次转手，最终被挂在了阿姆斯特丹的某个咖啡厅的墙面上。
《中国梵高》
大芬村犹如绘画市场里的华强北，尽管批量复制的艺术品招来了“赝品村”和“血汗工厂”的争议，但其发展速度与体量却让人无法忽视，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无名画家们，也高度符合“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奋斗精神。市政府为大芬村的画家们入户深圳开通了绿色通道，大芬村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升级和改造，并成为深圳文博会的唯一指定分会场。
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大芬村始终没能摆脱“流水线工业复制品基地”的标签，资金的涌入与政策的倾斜似乎并没有在这里托起更具原创性和生命力的作者与作品。
长居深圳的艺术家沈丕基将此形容为“大芬村后遗症”，并写了同名文章发表于《打边炉》，引起了不少讨论。他认为深圳人的艺术消费习惯，一直在受到大芬村的影响：“快速的节奏只能使人像机器一样没有太多变化的活着，使人每天都过着被复制的模式化生活，浮躁的情绪只能找一些简单的娱乐来刺激。”
钟刚对“大芬村后遗症”的解释更为直白，他认为这座城市对效率的疯狂迷恋，就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于年挂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宣传语，又比如锦绣中华、世界之窗这样经过复制后高度浓缩的景观。当经济发展中效率崇拜的逻辑被应用于文化生产，其结果就会变得徒有其表，经不起推敲。
0速度及其所落下的
速度就像深圳的同义词，为此还诞生了一个组合：深圳速度。其最初是指改开初期，深圳国际商业大厦的建楼速度：平均不到5天盖一层楼，最终提前94天竣工。后来用以形容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
然而速度太快，也会让人吃不消。如果说无处可去的周末让永佳感到无聊，那么不息灯火的写字楼和效率至上的氛围，则让他感到不安与窒息。
前段时间，深圳地铁的标语登上了热搜：不内卷，不摸鱼，不躺平，不划水，不甩锅。它似乎督促着每一个经过的人，都要保持高效且长久的干劲，就像第一批、第二批的来深建设者那样。但这样的话语已经无法给永佳这样的年轻人注入鸡血了，内卷、躺平、摸鱼都是这个时代的新词，你无法在前面加一个“不”字，就用过去的态度解决了新的问题。
他还发现，深圳几乎没有非机动车道，行人、汽车和电单车都在机动车道上合流，十分危险。加上严苛的电动车管理条例，城市里大量的路段禁行、限行，这让他感觉，似乎在城市的规划中，速度慢的、效率低的就没那么重要，优先被考虑的是整体的交通流量。
在北京的时候，永佳还能去胡同里逛一逛，看看大爷大妈；在某个下班的晚上，坐进万圣书园里听周濂的讲座。而深圳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尽管在城中村内，他能吃到便宜的美食，住着相比于北京和上海要宽敞得多的公寓，房租甚至还便宜将近三分之一，但速度湮没了他的生活，速度也无法同向可见的未来。
我觉得“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有很强的迷惑性，对于你父母那一代来说，它可能是真实的。现在深圳更像是拥抱年轻人、榨干年轻人最后再赶走年轻人。城中村可以把物价压得很低，但那也是为了让你更有动力去工作、搞钱。严重点说，这就是一种“搞钱沙文主义”，你不要搞别的，但有各种便利的条件让你用多样的方式去搞钱。当一座城市被称为“搞钱之都”，我不太确定它所宣称的那种“多元与包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
04当这里成为“搞钱之都”
来了就是深圳人，至少当年跟随父母来深的我，对此深信不疑。而在往后，一家人也切实受惠于它的馈赠，包括基于时代红利的多元与包容。
但从某个时刻起，我察觉到“多元与包容”正变得越来越有选择性。首先是空间的筛选，曾经居住过的城中村被逐一拆除，从蔡屋围到白石洲。我对白石洲仅存的记忆来源于楼下邻居的一次冲突，穿着白衬衫的男子挥着菜刀大吼大叫地冲了出去，当时我家在二楼，外婆立刻把在阳台看戏的我抱回屋内。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中村给我的印象是危险和凌乱，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也是“凌乱”的一部分。这里有它自身的运行逻辑，低廉的价格并不足以概括那种多维的肌理。初中的时候，我早已搬进了位于上梅林的商品房，但仍然会去附近城中村里的小店玩PS2，直到高中住进了寄宿制学校。
美国人类学家马立安从年起便住在深圳，目睹了许多城中村的变迁与起伏。她将深圳的发展路径形容为“城市包围农村”，城中村曾为这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源动力，而在土地日益精贵后，又成为了亟待被克服的问题。
马立安一直浸泡在城中村，她和朋友于年在白石洲创立了一个艺术空间「握手02」，顾名思义，握手楼里的02号房。在这个十几平米的狭小空间里，她们会发动社区里的居民一起来做工作坊、公共艺术教育，以及邀请外来者来体验城中村内的生活。她们也发起了像“单身饭”这样的活动，邀请参与者准备4-6人的一顿饭，提供油、燃气、水和电。每人用5块钱在白石洲购买食材，并在吃饭的时候讨论在深圳“安家”的挑战。
城中村的意义在于分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马立安说：“白石洲包含很多的梦想、可能性，它的位置好，开业、就学的机会都很丰富，这些资源都可以分享给落脚在这个空间的人。”与之相反，租金昂贵的shoppingmall的功能则是“租用”，高大上也意味着区隔与排他。而这成了白石洲未来的去向。
随着白石洲旧改方案的落地，「握手02」于9年搬离白石洲。这个曾容纳着14万人日常生活的城中村，将要被改造成高端社区，和环绕其四周的华侨城、益田假日广场、欢乐海岸相得益彰，并为5万人口提供周边配套。在高端与低廉，租用与分享之间，城市做出了它的选择。
白石洲一角
空间的筛选配合着人口的治理。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深圳一直以能吸纳各式各样的打工者为名，但随着外来人口的飙升（但深圳不正是靠外来人口兴起的吗？），其人才引进策略也越来越趋向“高端化”、“年轻化”，落户的门槛被大大提高。根据年最新的《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深圳拟取消全日制大专学历核准制入户；本科学历入户的年龄限制，也从45周岁降低到了5周岁。
深圳似乎想将速度维持。但没有人敢保证自己永远年轻，身体永远流淌着鸡血，无论深漂还是深二代。经过多轮房价上涨，年轻一代已不太可能像父母辈那样通过“深圳速度”拥有自己的房子了。
于是“搞钱之都”和“深圳女孩”在今年登上了热搜。“搞钱”并不等于“挣钱”，它既无法形容一个富士康工人的工作状态，也不像当年的来深建设者那样大都从一无所有开始打拼。“搞钱”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如下图词条解释中的买房、炒股、基金和副业。“搞钱”是一种中产焦虑的全新版本：已有的富足生活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稳固，钱越多越安全，这在哪里都一样。
但“搞钱”又极富深圳特色，因为它成了目的而非手段，从本地人到外来者，都在热火朝天地谈论“搞钱”，并只谈论“搞钱”。其背后意味着一种价值观的筛选：如果你来深圳不是为了搞钱，那你又为何来此？
作为一个深圳人，这个词前所未有地唤起了我的“身份焦虑”，尽管当说起“深圳人”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一向有些失语。但“搞钱”二字让这种失语的状态也不复存在。当我望向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起重机轰鸣作响，在混凝土的味道里，我感觉深圳开始变得模糊，直至消失不见。
05边缘的可能性与在地造乡
有人来深圳不是为了搞钱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在搞什么？又为何选择深圳？这是我所好奇的。
在创立《打边炉》以前，钟刚一直在广州从事媒体工作，广州是纸媒时代的行业重镇，但随着传统媒体的转型与表达空间的压缩，钟刚感到在广州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毗邻的深圳——这座在他眼里“文化媒体保守且不专业”的城市。
然而，远离文化中心（某种意义上也是权力中心），深圳的“边缘”却赋予了他更多的自由度与可能性，钟刚也因此为《打边炉》确立了“立足地方”的工作方法：
我们不想去做一些没有边界的工作，来构建想象中的影响力。这和传统媒体的做法有些逆反，以前在报社都是满世界地跟随热点，通过很多的电话采访去建立一种松散的联系。所以《打边炉》预先划定了一个范围：珠三角。也是一种“附近”的思维。珠三角和海外的联系非常密切，又有内部的复杂性与国际化，很多艺术家都想要去寻找和此地的关系，我们也很好奇会产生怎么样的文化自觉。
特意避开北京去做艺术媒体，这很不符合常规，但在我看来这反而能和“地方”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有时候我觉得只能在深圳沉下心来做这样的事情，并且没有太多人关心你所做的事情，反而有一种自在的状态。如果是在北京或者上海，你可能稍微做出了点成绩，但很快就被各种邀请、活动、圈子给消耗掉了。
年，当钟刚刚着手《打边炉》的工作时，他听到更多的是怀疑的声音：“深圳真的有艺术吗？”而现在，关于当代艺术在深圳的讨论越来越多，“深圳好像大湾区的引擎，各个方面都很繁荣”。但这种对深圳的“狂热”，在钟刚看来仍然来自“北方视角”，仿佛要为当代艺术在各地的层级排序，他也很警惕来自“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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