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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成祖迁都北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出现南宋“偏安一隅”的局面，可以对蒙古动向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同时朱棣又曾是在燕王，更倾向于在北京建都。但东晋之后经济文化重心就已逐渐南移，明初洪武朝廷也定都南京，南直隶地区的经济状况要优于北方大部分地区。为了有效控制南方，沟通南北，明成祖建立了两京制度，设六部于南京，加之南京位于内陆漕运体系上，这使南京正式成为南直隶地区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重镇。仇英作为江苏太仓人，对中晚明南直隶地区的繁荣景象十分熟悉，对“南都繁会图”中“商业贸易区”的描绘十分细致，对两京制度丰富了市民生活的现象做了系统阐释。
一、明代政治制度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一）明代两京制度丰富了民众生活
1.政治中心
“勘合盐引”是“开中盐法”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南京户部的主要责任之一。明代官盐必须有引，否则将视为贩卖私盐。南京位于淮河南部，两淮南部的食盐主要是通过蒸煮海水的方法获得，盐的质量较高。同时明代也奉行前朝设定“盐疆界”的做法。（明王朝认为食盐不跨区售卖，就不会出现竞争，每个区域都会由专卖制度而为中央所控制）由南京所在地理位置推测，“南都繁会图”中有位于“相馆”对面的盐店中所卖食盐应为两淮南部盐场的优质食盐。
2.经济重镇
有明一代，货物的集散地与产地就被称作“马头”。中晚明时期苏州是“四聚”之一，南直隶地区，除了苏州以外杭州、扬州、芜湖及陪都南京都是经济繁荣的大马头。“南都繁会图”中的店铺汇集全国各地物品，货品之繁多从店铺招牌中就可以看出。如“福广海味”“西北两口皮货发客”“东南两洋货物俱全”“川广云贵德川字号”“立记川广杂货”等。这使生活在南京的市民可以购买到来自大江南北的货品。北方产棉而南方擅织，仇英所绘的南京城中有许多布行，这也是南直隶地区走在全国的时尚前沿的原因之一，图中看戏的妇女衣着色彩丰富多样，市民及士绅的服饰也不再是黑白二色。船行与木行是南直隶地区的特色，南直隶地区盛产木料，北京所需木料一部分由南直隶地区的府、州、县以“常例”的形式无偿提供，另一部分则是政府向木材商购买，并由木材商走内陆漕运水道将木料运向北京。而船行生意在南方更是为很多人提供了生计，南京地区的货物多用水路运输，南直隶地区产木，这为造船提供了便利条件，不仅运输货物要依靠船只，时间充足的游人也喜乘船游览。图中淮河岸边设有船行与木行，河中还有龙舟赛艇及渔船、竹筏、客船和运输船只。
（二）明代的“海禁”制度繁荣了运河经济带
为了维护最低等级的经济运行，防止税收外流，使“海外贸易”（这里姑且称为海外贸易）完全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中，明政府制定了“海禁”政策。货物运输主要依靠内陆河流与漕河组成的运河。如每年约四百万石的“漕粮”就是通过运河运往北京，南直隶地区的临清也因内陆运河体系而繁荣。内陆河运虽加重了劳役负担，中饱了贵族官僚的私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一些普通民众（纤夫、船户等）提供了就业机会。“南都繁会图”中描绘了一队靠着内陆漕运生存的纤夫正拼尽全力拖船靠岸的场景，是广大劳苦群众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
二、“南都繁会图”中所绘场景体现了明人思想的开放性
（一）等级观念的弱化
明初统治者为方便其管理庞大且情况复杂的封建帝国，强调“礼”的重要性，用“礼”来规范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礼”与“法”并重。明初洪武皇帝要求太学诵读《大诰》，用《臣戒录》及《资世通训》教化臣民，在乡村中颁发《孝顺事实》教化乡民，企图用“纲常伦理”建立起一个“等威有辨”的社会秩序。而从“成化”之后，礼法等级制度逐渐被破坏，貂珰欺辱翰林、吏胥不畏长官、弟子不敬师长、子女不孝父母之事时有发生，纲纪失衡已成常态。本意控制思想的“礼”已无法再作为控制手段约束民众生活。“南都繁会图”对这一现象有所描绘。图中作者在“乡野地区”描绘了坐轿的官员一名，从两檐红伞、四人抬轿、双棍开道的仪制等级来看，此坐轿官员该属南京三品文官，其旁边的道路上有一人骑白马，并未回避官员出行，且其马鞍颜色为红色，从骑马人的服饰来看此人并无官职在身。按建朝之初的规定，只有官员可以骑马坐轿，百姓只可步行，官员即使要骑马，鞍辔的颜色也有规定，只能用黑色，骑马人的行为显然属于逾越之举。在“商业贸易区”，作者描绘了一名官员，由童仆撑伞骑马行进在桥上，桥两侧观看庆春仪式的人群并未对其低头回避。由此可见明中后期以南京为首的南直隶地区的民众不安于明初所规定的“礼制”。“礼”有俗化、简化、消亡的趋势。
（二）“治生”观念的改变
明初“重农抑商”的观念深入人心，男耕女织就是“生活”二字的全部内涵。而明中后期随着东南经济发展迅速，南直隶地区也日趋繁荣，百姓不再按照“黄册”上登记的职业“各安其份”，南直隶地区民众“治生”手段也变得更加丰富，其中“从商”是相对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南都繁会图”中南市街与北市街，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商业贸易区”，是画面的描绘重点。画面中街道纵横，各色商店交杂期间，商品贸易十分多样化，如“极品官带”“鲜明绒线发客”“酒铺”“盐店”“发对官燕”等都为作者描绘的店铺。“商业贸易区”中有一观戏场景，妇女儿童坐于帘内观戏，有小贩高举托盘向孩童兜售果品糕点，“鸡鸭行”前买家仔细挑选鸡鸭并与商家商量价格，“布莊”中客人在挑选布料，街道上还有小贩挑担推车沿街售卖酒水。足见明中后期南京商业繁荣的景象及民众“治生”观念的变化。
（三）享乐思想在各阶层中萌芽
1.农民与市民的生活状态
因受传统封建土地观念影响，市民也具有很强的乡土观。他们对儒学不感兴趣，但对道、佛及民间宗教却深信不疑，他们重视生活中的娱乐活动，对民间戏曲及说书艺术兴趣浓厚，并且遵循着农耕民族的文化传统，重视节令庆祝活动。“杂技百戏”盛行于中晚明南直隶地区，是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之一，也是江湖艺人的重要谋生手段。“南都繁会图”中主要街道上就有“百戏”上演。“京式靴鞋店”旁就有舞狮活动，一人持绣球，四人随着鼓点舞狮。酒铺门前有艺人舞“中幡”，中幡中间的长绸上写着吉祥话语，和“杂耍把戏”“江湖把戏”等字样。皮货行前的街道上有杂耍艺人踩着高跷，穿着各色服饰，娱神庆春。“绣衮”门前有演员托举瓷坛，动作利落稳当，坛上与杂耍艺人掌上还有参与表演穿着红肚兜的孩童，其前又有竹纸扎成的鱼灯，杂技队伍从城门入口一直排列上山。
2.士绅及官员的生活状态
明中晚期士绅的生活态度主要为王阳明心学与李贽的自由精神所影响，他们认为“衣食住行”都是天理人伦，当官的目的就是享受生活，收受一些贿赂也在情理之中。他们不再向往隐居山林的生活，而是在城市中建起或大或小的私家园林，在享受城市生活便利，过着奢侈生活的同时又可寄情山水。士林中还存在一类人，他们追求闲逸富足的生活，不想为名利所累，世俗享乐已成为他们生活追求的第一目标，“闲逸”二字的含义已从放野山林转为沉溺于富足的世俗生活。图中“皇宫禁院区”前有一“大小文武官员下马”的石碑，有许多官员排队在此等候，其中部分官员转头望向街边簇拥人群的卖货摊位。沿街店铺门前，沿河围栏旁边及多层店铺的楼上都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其中不乏衣着考究的士绅，店铺中也有士绅在购买货物果品，他们都对丰富的市井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弃商入儒的商人
明代商人子弟可已参加科考，这使商人阶级有了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其地位也有所提升。且因明代有以“黄册”为基础的户籍制度，明庭还给“寄籍”“附籍”的商人就近考试权。明中晚期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南直隶地区的富商更加注重其子女教育，以取得仕途上的成功为荣，并为他们聘请名师教授。“南都繁会图”中就有挂着“古今字帖”“画寓”“画铺”“架闲堂名画发兑”等招牌的店铺，可见生活上富足且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商人群体性好文雅，追求愉悦的精神生活。
4.妇女生活发生变化
明中晚期妇女生活的变化也与礼制崩坏有着莫大的关系。妇女不再按照“礼”所规定的规范行事，她们追求时尚，讲求护肤，日常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南都繁会图”中就出现了妇女坐在戏台的遮帘后观看“天官赐福”戏剧的场景。这些妇女有的怀抱婴儿，有的手牵孩童，有的伸头看剧，还有的被侧方卖东西的小贩吸引，“足不出户”的妇女形象已不复存在。
5.“花籍”多临水而居
南京秦淮河岸，武定桥旁聚集了大量妓院，这些妓院多临水而建，设有露台，便于交际。仇英在“南都繁会图”中就描绘了秦淮河畔的一排“水屋”，青楼女子倚栏坐于露台之上。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推动了这一行业的发展。
结语
明中后期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愈来愈多。南直隶地区人口密度大，乡村紧贴城市，农民受到市井文化的冲击，开始对劳碌的乡村生活感到厌倦，同时由于土地兼并与人口密度过大等因素，许多农民无地可种，因此流入城市，在为城市补充劳动力的同时也受到了城市享乐思想的浸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