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在汉代发展最为广阔，直到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无论是碑刻还是拓片，也是属汉代的最多。在西汉时期、新莽时期，处于碑雏形的萌芽状态，具有一定的原始性。直到东汉时期碑刻迅速发展，它将原始的“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慢慢转化，形成象征墓碑性质的碑刻，使之发展成熟从而形成碑。
铁器在我国古代的艺术系统中大都被排除在外，这势必造成了对铁器这一器物门类的忽略。在对匠人艺术的研究中，铁匠更不在列，造成了在艺术研究中铁器的缺席。事实上铁器艺术在我国古代艺术发展中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那么铁制工具与碑刻之间有什么联系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碑刻的历史概述
现存最早的文字石刻，当属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出土的一件石簋，这件石簋据考证是商代晚期的一种食具，赵超先生在《石刻史话》中描述，“在这件白石雕成的簋耳上刻有细小的文字，书体与当时的甲骨文相似。除此之外现存的自商周至秦代以前的大型石刻，只有秦国的‘石鼓文’、‘诅楚文’，中山国的‘守丘刻石’等寥寥几种。”
金其桢先生又在《中国碑文化》中说道，“在秦始皇时代，一共立了九块纪功刻石，它们是始皇二十八年所立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首块《芝罘刻石》、《琅琊台刻石》；始皇二十九年所立的《芝罘刻石》、《芝罘东观刻石》；始皇三十二年所立的《碣石门刻石》；始皇三十五年所立的《东海上朐界刻石》；始皇三十七年所立的《会稽山刻石》。”
正是多种因素的影响，致使上古时代的碑刻，留存至今的少之又少。这一时期的碑石从形制上，几乎没有留有任何的技术因素，估计那个时代还没有什么专门的刻石工具，无法在石料上进行刻字活动。而西汉时代的碑刻，在《中国碑文化》中有描述，“据查考，现在所知的从全国各地所发掘出来的，真正的西汉刻石仅有十余块。
《群臣上寿刻石》、《鲁北陛石刻字》、《霍去病墓石刻题字》、《杨量买山地记》、《五凤刻石》、《麃孝禹碑》、《东安汉里刻石》、《居摄两坟坛刻石》、《禳盗刻石》、《王陵塞石》、《甘泉山刻石残字》、《莱子侯刻石》、《通湖山摩崖石刻》、《汉武帝泰山玉皇顶无字碑》。至于其他还有一些相传为西汉石刻的……等”。
当然西汉碑刻遗存稀少的原因，主要是那个时期的刻石工具，无法支撑大量刻碑的条件，遗存下来的碑石本身就不多，再加上后来王莽对碑石的损坏，能流传到今天的碑石数量自然寥寥无几。
到了东汉时期，碑石的数量渐渐增多，与西汉时期的碑石数量相比，东汉留存下来的碑石不计其数，其文字格式与形制也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成为中国古代碑刻的第一发展高峰。
二、碑刻的状况与铁质工具的对应关系
碑刻的制作，首先是碑材石料的选择。从学者对古代开山破土的情景还原可知，匠人们首先得选择合适的山体岩石，或是大型的独立石体，确定了合适的石材后，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定位出合适的坐标。用凿子在石材上钻出孔洞，并将金属楔子塞入洞中，然后用重锤敲击楔子以使小孔膨胀，最终让它们由于膨胀而在小孔之间形成裂缝。
这一裂缝便会让石块从岩体上自然切下，规整的石块便可作为后续加工的坯料。当然如果是需要大体积的石块，应选择大型的单体石材。这种石材容易修出所需的造型，只需要使用凿斧等工具，将石材表面不规则的凸起进行剔除即可。
显然我们不难理解，凿小孔洞的凿子、撑胀石孔洞的楔子、提供撞击力的重锤，这都需要较高的硬度和较大的韧性。而西汉时期，匠人们为了能够把这些凿子、楔子做得硬而韧，进行了很多的尝试。由于块炼铁制作出来的东西虽然韧度很好，但硬度不够，在利用重锤捶打这些凿子、楔子时，孔洞没有出现，这些钻孔工具就已经弯卷。
匠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又发明了冷作硬化的方法来锻打韧性铁块，这在西汉诸侯的王陵中到处可见。这种方法可以使钻孔工具的端部，更加的尖而硬，但由于硬度偏高，使得工具变得也更易折断。再想重新磨出尖来很不容易。虽然铸铁脱碳钢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通过铸铁脱碳钢进行脱碳锻打，制作出来的工具相对来说是很实用的。
但因为这一过程需要较高的工艺技术，涉及到冶炼技术、退火脱碳技术、锻打技术、锻后淬火等各个环节，想要获得一整套这样优质的工具，对于普通的石匠来说是难上加难。随着后来炒钢技术的成熟以及普及之后，铁匠们能够人工的控制钢铁的含碳量，这才使得钢制工具得以普及，让石匠们攻克岩石的效率有了飞速的提高。
在讨论刻石工具中，有一个重要的技术因素需要在这里提及，即不但在文字进行刻画之前，需要一个光滑平整的石刻表面，在镌刻的过程中，更需要一把锋利强劲的笔来展现文字的笔画。光滑平整的表面依赖于铲刀工具，而优美的笔画依赖于刻刀工具，两者只有在强度、韧度、硬度上的完美搭配才能生成好的碑刻。
当然这些工具的“耐磨性”也很重要，石匠们在持续的工作活动中，手中的工具可以伴随着他们越用越锋利，越用越顺手才好，而不是频繁的更换工具。铲刀与刻刀这两种工具,都是含碳量较高的工具钢，只能是在第一次冶炼获得高碳的生铁之后，再进行第二次炼钢的时候,才能很好地控制碳量。
这就是现代钢铁冶炼采用的两步炼钢法工艺基础。这些专业性的碑刻工具，是由工匠们在长期的文字石刻实践活动中,逐渐总结并发展起来的，由此出现了专门从事文字石刻的行业。这个行业使得文字石刻工匠,从工匠的行列中被单独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一类工匠人群。
文字刻石工具也变得更加专业，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碑刻文化分支。专业碑刻匠人队伍的形成，以及碑刻专业工具的衍生，它们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但这种循环演进的过程是漫长的，在不断的实践，不断的革新中，直到东汉时期文字刻碑才兴盛起来。而它们的物质技术基础，就是炒钢技术和炒钢材料。
三、碑刻的艺术变化
迄今为止利用天然石材，进行刻字的先秦遗物数量极少，仅只发现了石鼓和河光石、诅楚文等。中国现有最古老的文字性石刻便是秦石鼓，它是一种在坚硬的石头上，进行文字书写的艺术形式，通过一定的工具在石头上刻出细而浅的文字笔画。石鼓不是从岩体上开凿下来的石材。
古人们为了避开开山这种复杂、劳苦的采石活动，一般会选择独立的河床石块来进行后续的创作。石鼓表面会保留石头原有的自然造型，不会对其凹凸进行后期的处理。在石鼓上书写的文字字形，也较为质朴，是用尖硬的工具在石头上，刻出笔画形成凹槽。据此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候进行石刻活动时其工具是有多么的简陋。
正是因为在先秦时期，没有尖硬的雕刻工具作为物质支撑，使得先秦的古人们，即使有心通过石鼓记录史事，估计因技术条件受到限制也无法完成，更别说大量的实施。秦时期朝廷便明确的要求，在形形色色的公用物品上，进行标记以便于管理。
只是令人惋惜的是，当时代为了统一文字，分别由李斯、赵高、胡毋敬写下的标准文字样本，《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未能以石头为载体进行刻画留存、流传后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看到当时候为统一文字编纂的标准范本，估计在那个阶段，秦人还没有意识将政要规则、颂德史事等，通过刻石的方式进行留存纪念。
袁维春先生在他的著作《秦汉碑述》中记述，西汉时期仅保留下八方刻石，额外还有一块石砖刻。而西汉末年新莽天凤三年时期的《莱子侯刻石》，是所有刻石中保留最为完整，字迹最为清晰的一方。这方刻石整体造型呈长方型，色彩偏青灰色，材料为水成岩，整体厚度为5.8厘米，长与宽分别为60.5厘米、46.5厘米。
刻石表面有7行文字，行与行之间有一定的间隔，每行有5个字，字迹很是清晰，内容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二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诸子食(良)等，用百余人后子孙毋坏败”。从照片上看，整体的文字字形是笔画平整的隶书，比起笔画圆弧的篆书来说，确实要容易刻画得多，在清晰程度上也要强得多。
即使这里的文字所用的工具，不是西汉时期所生产的，估计结果也会一样。这是文字形态与文字技术的一种关系，文字形态弧度越大，越不规则，其刻写起来就越困难。另外在文字的周边还刻有边框与斜线，刻痕明显，从刻痕的深浅程度上来看，不管是文字也好，还是周边的装饰纹样，用的都是同一种尖锥型刀具。
与秦石鼓相比，莱子侯刻石的文字只是在字形的大小、宽度、深度方面大了一些，其整体刻石风格没有太大的变化。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西汉末期还没有专门用来刻文字的钢铁工具，只是刻刀的坚硬程度有所区别。刻石的表面没有经过后期平整性的处理，利用的是一块天然石块，从表面的纹理上看，应该是一块河光石。
这也说明西汉末年也还没有普遍使用，专门平整文字刻石表面的刀具。正式形成碑石文化的是在东汉时期。我国至今遗存下来的这一阶段的石刻数量空前增多。据《中国碑文化》介绍，“目前散存于全国各地、经专家鉴定确认的东汉碑刻有余种。”除了数量上的激增，在种类上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样式，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便是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是将山崖表面的巨型石，作为画面进行文字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在摩崖上镌刻大型字体，需要能够书写大型字体的工具，也需要能够书写大型字体的书法家，这些都是摩崖石刻产出的最基本的要素。
其次在摩崖上进行创作极其危险，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文字书写，必然是因为新的文字载体的出现，使其可以随时随地的移动与粘贴，这便是纸张的出现。蔡伦发明的造纸技术，让书法家们可以尽情的创作书写，为摩崖石刻的出现提供了先天条件。再次在选择摩崖的过程中，由于这些石头常年受到风雨的侵蚀与风化，所以石匠必须精挑细选。
采用那些质地坚硬的花岗岩等，让刻痕更加的清晰，造型也更加的完整长久。假如没有锋利结实的钢铁工具，这种文字镌刻是不可能实现的。东汉以后随着刻碑工具的发展，石匠们镌刻工艺的娴熟化与正规化，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开始使用石碑作为创作的载体，通过石碑记录相关事件抒发情感。
由此刻碑纪事开始变得普及化，其形式也趋于统一，出现了专门用来纪事颂德的碑版形式。这种碑版形式，除了会有纪事的刻碑主体外，还增加了碑座与碑额等附属物，使整个碑刻造型更加饱满。除了纪事颂德以外，碑刻的另一作用是用来保存经典的古籍文献。
我国现存的文字碑刻，书法大家们常常用它们，来分析古人的书法技巧与书法审美，学者们也会利用它们所记录的文字，来论证史学方面的问题，这些承载着经典文献的碑文，成为后世参考的标准字样与标准版本。如东汉时期的《熹平石经》，这一碑刻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地把经书进行刻石处理。
以期长久性标准化的保存经书的文字样式与文字内容。继《熹平石经》以后，在曹魏年间《正始石经》也进行了刊刻，这一经书通过古文、篆书、隶书三种文字样式，进行了碑刻处理。笔者认为这一经书的刊刻，不仅是想保存经文的文字内容，实际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碑刻形式保存标准化三种字体，以供后人阅览了解。
四、总结
两汉时期的碑文数量、种类以及质量等，都与其石材加工的工具、工艺等有密切联系。祖先们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开始面对雕刻石头的工作，遗留下来的石作建筑遗址及相关遗物，便可说明这一点，但文字石刻毕竟是罕见的。
我国古代石作文化的建立，是在广泛使用铁工具的基础之上。铁器时代的变迁，也伴随着中国碑石地位的历史变迁。正是有了这些钢铁工具作为坚实的物质后盾，碑刻艺术的发展才会如此欣欣向荣，也正是工匠们多年累积的碑文镌刻工艺与经验技巧，才有了后来石刻艺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