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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籍史是中国学者“自家的园地”
“书籍史”亦可以简称“书史”，二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味上却有很大的区别。在现代大学的文献学和图书情报学领域中，早就有关于书史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可以说，在“书籍史”舶来以前，“书史”一名行之已久，至少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中国书史》谈到“书史”一名的出现，很多人都会提到陈彬龢、查猛济二人合撰的《中国书史》。此书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该社著名的《万有文库》丛书之中，这是我国第一部以“书史”命名的著作。
尽管根据文献学者的考证，这部书实际上是抄录叶德辉《书林清话》和袁同礼相关论文拼凑成编的[1]，但它确实得风气之先，表明“书史”一名在年代的中国已经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可，同时也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表明“书史”这一新的概念与传统的版本目录藏书之学以及近代图书馆学的关系。
因为被抄袭的作者之一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又喜藏书、编书、刻书，可以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书史专家，按照《中国书史》一书的逻辑，《书林清话》以及《书林馀话》就是叶德辉撰写的书史。而被抄袭的另一位作者袁同礼，则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书史”一名的成立，与现代图书馆学的成立也有关系。年，刘国钧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留学，加修图书馆学课程，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他受聘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教授，从年秋起，他就在金陵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系讲授图书目录之学。后来写出《校雠广义》的先师程千帆先生，就是年代初他在金陵大学教出的学生。
《中国书史简编》年，刘国钧根据自己历年授课的讲义，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书史简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被用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材。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郑如斯订补本。
此书论及图书的社会意义，提出书籍同时具有工艺产品和文化现象这两种属性，彰显了书史研究的两种新视角，但总体来看，本书的主要特点仍是以时代为序，讲述中国图书发展的过程。
事实上，在《中国书史简编》之前，刘国钧于年、年先后出版过两种书史研究的著作《可爱的中国书》《中国书的故事》[2]。《中国书史简编》就是在这两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此三书是刘国钧数十年书史研究心得积累的结晶。可以说，刘国钧既是金陵大学的中国书史研究传统的开创者，也是中国现代书史研究的奠基者。中国书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新时期以来，书史更成为图书馆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
金陵大学的书史研究传统，有两个重要的分支。
一个是海外的分支。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选刘国钧中国书史课程的钱存训，后来出国留学，并以研究书史的学位论文ThePre-printingRecordsofChina:AStudyoftheDevelopmentofEarlyChineseInscriptionsandBooks，于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学位。
这篇论文经过多年补充和修改，于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WrittenonBambooandSilk:TheBeginningsofChineseBooksandInscriptions。年香港中文大学周宁森博士译成中文本《中国古代书史》。
《中国古代书史》其后，此书在中国大陆也出版了多种简体版，影响更大。总体来看，钱存训的研究更加重视书籍的生产过程，尤其是物质与技术方面，包括造纸术、印刷术等因素，可以看出他立足于传统书史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学术的影响[4]。
金陵大学书史研究传统的另一个分支，是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方面。程千帆先生年代初受教于刘国钧，年秋曾接替刘先生在金陵讲授校雠之学。早在年，程先生就明确提出“治书之学，旧号校雠”，而新的校雠学应该包括版本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藏之学[5]。
他晚年与弟子徐有富合作完成的《校雠广义》，就包括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典藏编四个部分，建构了广义的校雠学体系[6]。这四个部分同样也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核心。因此，所谓广义的校雠学，既是广义的“治书之学”，也可以说是广义的书史研究，还可以说是核心的古典文献学。
李致忠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后来长期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是著名的版本学家和文献学家。年，他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书籍史》，此后又有《中国古代书籍史话》《文苑英华史话》《中国古籍十二讲》等多种书史著作面世[7]。
他的书籍研究，仍多采取版本学、文献学的写法，这也与他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经历相关。李致忠著作也使用了“书籍史”之名，但与西方书籍史显著不同。
《中国古代书籍史》新世纪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相关成果，被陆续引介到中国来。国外学者以西方书籍史的视角研究中国书籍史的成果，也有不少被译介到国内，引起学界的注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被国内同行所借鉴。
系统而集中引进西方书籍史研究成果的，首推商务印书馆自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书史译丛”。这套专题译丛包括《书史导论》《莎士比亚与书》《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图书馆的故事》《版权的起源》等[8]，从各自不同视角展现了西方的书籍史研究。此外，其他出版社对西方书籍史也有一些介绍，但规模性和系统性不及商务印书馆。
严格说来，西方书籍史研究实际上包括两大类别：一类主要是以西方书籍史为研究对象，另一类主要以中国书籍史为研究对象。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与中国学者有同有异，无论同异，对于中国学者，都有他山之石的功用。
总体而言，西方书籍史研究有如下四大特点：
第一，强调书籍文化史研究视角，也就是强调书籍作为形塑社会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如美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9]。
《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第二，强调书籍史中的各种动态过程，不是将书籍看作静态之物，而是将书籍看作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活跃的、有生命的主体。这一动态过程包括书籍的生产、印刷、销售、流通等，各家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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