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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特性的愈加彰显，艺术品也诱发着人类本性中自私奢靡乃至贪婪的阴暗一面，因而随之产生了巧取、豪夺、贿赂、厚葬、盗墓、作伪等与鉴藏相伴随的种种肮脏行为。”书法作伪现象自魏晋时期开始出现，至明中叶已经成为书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伴生现象。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繁荣的艺术品市场的驱动下，作伪成为牟取暴利的重要渠道。
作伪的滋生与猖獗往往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诱因。其一，市场需求量大。在崇尚清雅的世风中，社会各阶层对书画古董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自然会刺激市场需求。卜正民指出：“商业贸易扩大了士绅生活圈子里的货品种类，对此，士绅们并不抗拒。他们愉快地将这些货品吸纳到他们鉴赏精致物品的文化休闲活动之内，这也同时刺激了货品的生产。”然而事实却是市面上流通的书画古董根本满足不了社会需求，这种供求的矛盾给了一些商人可乘之机。甚至一些需要维持生活的文人也精于此道，“古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其二，利润空间大。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伪作水平一旦达到真赝难分的水准便可鱼目混珠，以真品价格售出，这其中的暴利空间是最具吸引力的。其三，盲目购买者众多。巨大的消费人群中，精通鉴藏者无几。大多数人或者靠书画牙人穿针引线，或者自行阅市购买，缺乏有效的鉴定保障。“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古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沈德符以几个有名的典故生动地呈现了当时徽商盲目消费的状态。这些人是大批赝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动辄倾囊相酬，真伪不辨，他们强大的购买力推动着作伪市场的不断发展。至清，上海在成为书画交易重镇的同时，也成为作伪的中心。“贾于沪者，大抵皆无目者流耳。即欲攀附风雅，不惜重价购求书画，亦徒震于其名，非有真赏也。”有一批稳定的客户以重资投向书画市场，推动着作伪现象的运筹出奇。
(元)高克恭春云晓霭图轴纸本设色纵厘米横5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地域化与职业化
明代作伪相对集中于江南，北地则以北京、开封为主。苏州是最典型的代表，闻名于世的“苏州片”几乎成为明代作伪的品牌。苏州的山塘街、桃花坞、专诸巷聚集着一大批专门从事作伪的作坊，他们生产出来的仿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甚至骗过了很多鉴藏家，进入清内府。松江地区主要伪造董其昌的作品，绍兴专门仿制徐渭、陈洪绶，南昌则以仿黄山谷、文天祥为主;此外，无锡、湖州、杭州等地也多有作伪之群体出现。
清代作伪地区更加广泛，除了苏州地区的“苏州造”、开封地区的“河南造”，康乾时期扬州地区还出现了“扬州造”，专仿郑燮等人的作品;嘉道时期湖南地区出现了“长沙造”，喜欢做旧染色;晚清时期还出现了“广东造”，善于通过增添宋人题跋的方式冒充古法书。北方如北京地安门附近也出现了专仿清宫装裱形式的“后门造”。其中，尤属吴地苏工造假技术高超，他们大多是裱褙匠，娴熟的制作技术保证了伪作的质量。如钱泳所云：“装潢以本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苏工以聪慧精贾又善仿古法著称，他们能以最低的成本伪造法书名画并获得较高的收入。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记载了乾隆年间张姓裱工利用古画真迹作伪，以二十五金的成本得到一千三百金巨额利润的全过程：
高房山《春云晓霭图》立轴，《销夏录》所载，乾隆间苏州王月轩以四百金得于平湖高氏。有裱工张姓者，以白金五两买侧理纸半张，裁而为二，以十金属翟云屏临成二幅，又以十金属郑雪桥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实贴于漆几上，俟其干，再浸、再贴，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复以白芨煎水蒙于画上，滋其光润，墨痕已入肌里。先装一幅，因原画绫边上有“烟客江村”图记，复取“江村”题签嵌于内。毕润飞适卧疴不出房，一见叹赏，以八百金购之。及病起谛视，虽知之已无及矣。又装第二幅，携至江西，陈中丞以五百金购之。今其真本仍在吴门，乃无过而问之者。
由于参与作伪的人数众多，工序繁杂而清晰，且效率很高，已然露出了产业化的苗头。《广志绎》载：“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苏州是当时作伪比较集中且水平最高的地区，书画鼎彝的仿制能够乱真不仅仅是聪慧好古的原因，恐怕高度的职业化、专门化才是保证工艺的重要条件。当时一些专门从事作伪生意的作坊分工非常细致，应该有一批人专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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