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卡特于年著有《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该部著作被视为是近代中国印刷史研究的一部权威经典专著。在年之后，随着我国考古的不断进展，大量文物出土，对印刷史发展的相关研究也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至此印刷史研究的范畴和深度都在不断拓宽，很多前所未有的专题也都逐渐有所涉猎。根据对多个学术文献资料库的搜索统计，自从年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已发表的对印刷术传播及影响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为篇，其中有10部为专著，其余为学位、期刊或者会议文献。
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在欧洲的传播
除韩国期刊论文外，还有24篇关于中国印刷术传播到欧洲的期刊论文。究其原因在于当前学术界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中国活字印刷术是否影响了印刷术在欧洲的起源发展。
尽管卡特的杰作“中国印刷的发明及其传播到西方”出版于年引入中国印刷术的传播历史的西方，但对于雕刻印刷，卡特先生引用史料和对象来证明欧洲雕版印刷受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但还缺乏文物史料的支撑，且卡特先生也未对此做过多解释。
这也使得大多数西方学者均将欧洲的活字印刷技术视为是由古腾堡所独立发明，他并没有参考借鉴中国的活字印刷技术。德国印刷史学者麦克·米耶利就认为，根据欧洲史料及文物，没有发现中国活字印刷技术传播欧洲并造成显著影响的踪迹。
自从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外有约20名学者都发表过对中国活字印刷技术向西方传播的分析考据文献。但很多文献都是援引的卡特专著中的观点。年时学者赵相如基于对维吾尔地区的维语出土文物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中出现了“印刷”一词，认为这是当时汉地印刷术已经传至新疆地区的可靠证明。
他结合其他一系列文献史料以及文物分析结果，认为早在元朝时期，中国古代印刷术就传至新疆，然后再进入波斯地区，最后向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部分地区都进行了传播。
学者王鹏翥在年时也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证据，总结出了历史上我国印刷术曾经一度向西方国家及地区传播的有力事实。一是我国印刷术先传播至新疆吐鲁番盆地已经有较多的史料和文物作为支撑；二是阿拉伯人对我国的入侵也掌握了造纸技术并将其向阿拉伯世界传播。
三是我国印刷术在蒙古扩张期间也有西传的一系列证明；四是古登堡当时已经对中国活字印刷技术有所了解，因而很难说其发明完全不受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王晓燕于年时对活字印刷术西传的相关文献中，援引谬误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指正，在其《中国科技史造纸与印刷卷》中对以往的一些中西方史料记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并随后出版《中国印刷史传播早期历史文献》中英文双语版本的修订本。
印刷术自年西传以来的问题领土，是这些钱存训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年的论文和印刷卷改书中翻译成中文，对当前中西方学术界的所有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对比论证。
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史学家的文献及提出的观点，也认为中国雕版印刷术对于欧洲的印刷工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虽然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的雕版印刷技术与中式的有多处区别，但钱存训认为，印刷的思维、原理及方式都有共通之处，材料及方法上因为各自的发展改进而各自不同也是自然的现象。
当时欧洲活字印刷术就是基于我国雕版印刷技术的核心原理，将制版材料由木材换成金属，这一点应该被视为是改进的性质，不能视作是独立发明。因此西方学者认为古腾堡的活字印刷完全属于他的独立发明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在活字印刷术向欧洲的传播路径方面，学者纳丹·维和石金波于年时对中国活字印刷术的早期史料和出土文物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并发现敦煌回鹘地区与西夏地区都很早就已经有对木活字精刷技术的记载与描述，认为西夏与回鹘地区是我国活字印刷术西传的必经之途。
同时西夏与回鹘地区的活字印刷术也基于本民族语言及文字类型特点而进行了适度改进。古腾堡虽然在发明印刷技术时将我国活字印刷纸版材料由木料换成金属，但其改进幅度不大，不涉及到工艺本质改变，因此当时他有很大的可能已经知晓中国活字印刷技术，并在发明时进行了参考借鉴。
虽然上述学者都从文献、文物等史料方面寻求到了一些西方印刷术的发明是受到中国印刷术的启迪与影响，但有很多西方学者也坚持认为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与中国活字印刷术没有直接关联。
中国印刷术在亚洲的传播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很多印刷史学者对中国印刷术在亚洲的传播也进行了考据与总结。比如学者张秀民于年时著有《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其中对中国印刷术传至日本的途径、形式及影响都进行了详细分析论述。
潘吉星在其所著《论日本造纸与印刷之始》中也从历史考据角度对中国印刷术在历史上如何传播至日本以及产生的具体影响都进行了论述。钱存训在多部印刷史文献中对中国印刷术在全球包括对日本的传播路径也进行了分析。除此之外还有孙亦涛（）、梁静波（）等多名学者都对我国印刷术如何传播至日本这一课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当前我国印刷术向日本的传播，及在日本运用的一大争议就是日本最早的印刷品文物——《无垢净光经根本陀罗尼》，究竟是奈印技术印制还是中华活字印刷技术印制。钱存训对该文物的特征及检验结果进行了分析，结合当时的文献记录认定，该文物采用的印刷工艺技术为中华活字印刷。
根据对现有的文献进行分析统计，有66篇文献都是专门论述中国印刷术在历史上向韩朝地区的传播途径及方式。究其原因就在于由于韩国一度宣称印刷术是起源于韩国，在国际上中韩两国亦对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一度有所争夺，让我国学者也对印刷术向韩朝地区传播的史实做了大量整理研究总结。
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对中国印刷术向韩朝地区传播的历史进行专门分析研究的文献是学者张秀民于年时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其中基于史实及文物资料，对中国印刷术向东北传到韩朝地区的历史、影响都进行了总结，并指出朝鲜在历史上是较早进行对活字印刷金属制版的国家之一，其在印刷史上的发展成绩亦比较突出。
韩国于年时在庆州佛国寺出土《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古卷，经过年代测定，该卷印制时间约为公元—年之间，该文物亦可被视为韩朝地区最早的活字印刷品。韩国李弘植等多名学者均认为该卷的印制地点是韩国本土而非由中国印制后传入，继而将韩国拥有活字印刷技术的时间提早到8世纪初期，且坚决认为韩国才是雕版印刷的发明国。
在韩国政府与学术界的联合宣传推动下，韩国多个部门将韩国作为印刷术起源国的认证要求上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且在年召开的国际印刷史学术会议上，提出韩国才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地。
而对于以上谬论，我国学者通过对古籍记载、出土文物方面的翔实证据资料的总结运用给予了坚决反驳，比如张秀民、潘吉星、钱存训等学者都分别从制版、造纸技术的发展传播，以及韩国本土的历史记载的角度有力地证明了在三国时代起韩国就与中国在技术、文化及艺术方面来往甚密，其最早的宗教典籍往来则发生在公元年左右。
韩国学者柳富玄则提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刊印时间并非是初唐年间，而是后续更晚的时间段。国外学者也认为该经卷的实际印制时间应该更晚，比如美国印刷史学者富路特也认为该部经卷很有可能仍然是中国印制，然后由新罗使者带到韩国境内。
因此他认为该部经卷的发现不能动摇中国作为活字印刷术起源国的地位。此外日本学者长泽规矩、神田喜一郞也认为中国作为活字印刷术起源国的地位是现有史料和记载充分肯定的，不可动摇的。另外中韩两国对于金属制版的活字印刷术的起源也一度存在争议。
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认的全球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佛祖直指心体要节》，而该书最早被发现于韩国，因此韩国认为铜版活字印刷的发明地是韩国。
早在年9月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清州举办了一次关于活字印刷起源的学术讨论活动，当时张秀民、钱存训等我国知名的印刷史学者虽然认为根据现有的史料及文物，韩国的确是在金属活字印刷典籍的问世时间方面要早于我国，但韩国活字印刷技术仍然是体现出对中国毕昇活字印刷术的高度传承和适度改良。
尤其根据朝鲜史官著于约公元年时的历史文献记载，韩国在历史上不能算作是金属活字印刷术的真正起源地，因其对该项技术的发明性、创新性均明显不足。另外我国印刷史学者还提出，早在肃宗二年（约公元年时），高丽国就从中国引进了钱币铸造的工艺和设备，而该技术在金属活字印刷中得以应用。
同时当时韩国社会对书籍生产的需求逐渐增加，因此活字印刷由于其极高的印刷效率而一度风靡。韩国学者孙宝济、曹炯真于上世纪80年代时也从中韩两国的活字印刷技艺对比分析的角度，提出韩国即使对活字印刷有一定改良和大量应用，也并非真正的活字印刷技术起源国。
在他的书中，他指出“古老的两种印刷方法印刷，雕刻印刷，活字印刷，都是中国发明的，特别是活字印刷突破技术原理的基础上，由韩国进口，与中国的并行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发挥智慧进行加工改进而成。
韩国学者林子雄在年时也根据史料和文物考据，也认为铜活字印刷在亚洲最先是在中国出现，而朝鲜只是对其工艺的应用、改进与传播。对于中韩两国就印刷术起源方面的争议，基于尊重和还原历史的原则，仅靠一本刊印日期都尚存争议的佛经就直接认为雕版印刷术是韩国起源是不严谨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世界各国学者均不赞同韩国声称自己是活字印刷术起源国的说法。在金属活字印刷术的问世时间方面，虽然韩国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术印刷典籍的时间早于中国，但中国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术印刷钱币的时间则早于韩国。
朝鲜半岛在陆地上与中国接壤，且自古以来历朝历代与中国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密切的交流。早在印刷术发明和传播之前，朝鲜就已经从中国引入造纸术。历史上有大量的汉族学者、官员、农民及工匠都曾经前往朝鲜半岛定居，因此中国文化、技术及观念很早就已经在朝鲜地区广为传播。
到隋唐年间，中国楮皮纸造纸技术已经较为发达和普及，同时也对朝鲜半岛的造纸技术产生了直接影响，随后朝鲜半岛楮皮纸制造开始迅速普及。新罗朝时期朝鲜半岛派遣了大量的僧人和留学生到中国参学，并且引入了大量的佛教及文化典籍。
在高丽朝时期（对应我国为宋代），鹅青纸和白纸作为朝鲜半岛的特产被作为贡品进入我国，也是宋朝士大夫的收藏和馈赠佳品。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技术也是在宋代时期传入朝鲜，该技术一经传入就迅速得到政府及民众的重视，并对其进行了改进和普及。
印刷术在朝鲜的盛行也令书籍生产制作的效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四书》、《五经》等我国儒家经典著作集在朝鲜一度兴盛流行，得到朝鲜王朝及民众的高度赞扬。朝鲜在公元年也开始仿照中国实施科举制度，其儒学则更为兴盛。年时朝鲜中央政府特别规定，进士需要每隔3年进行一次三礼三传儒学的复试。
当时朝鲜人最喜爱的书籍就是由中国传入的儒释道典籍，被认为是开启智慧、发展国家的重要指引。中日两国很早就有商船贸易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往来，中日两国长期互派学者进行访问、在宋朝末年时印刷术传入日本并普及应用，到宋哲宗时期日本的第一本活字印刷术书籍问世。
其实早在西汉时期，中日两国就已经有学者互访。唐朝、宋朝时期日本更是通过政府赐予、民间贩卖的途径得到了大量的儒释道典籍以及诗文集。宋太宗时期，日本访华僧人于永熙将雕版印刷《大藏经》全本首次带到日本，这是最早记载“宋版书”传入日本的记载。
年入宋的项峻回国时带回了多卷佛经和卷其他中国书籍。年，他进入宋代研究禅宗的圈子，将包括《晦庵大学》、《晦庵中庸或问》在内的数千部斋藤优子书籍都带入了日本。日本于年时复刻十卷版《论语集注》，此后日本刻经活动也日益兴盛。
从宋代开始，中国印刷技术在日本的传播不仅提高了日本书籍印制的效率，促进了文化教育发展，且将中华传统文化成果实现了海外传播。尤其是北宋中期的宋学产生后，以“修身、齐家、齐家、齐家、齐家、齐家、齐家”为主要内容的宋学，宋代文化更受伦理道德的影响。
在南宋时期，由于禅宗在我国的发展和对日本的传播，日本社会因而也深受其影响，其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发生了显著转变。根据西方社会学者沃勒斯坦的观点，世界文明的传播是各地世界观、物质与先进文化、习俗的共同交融。文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
因此古代中国的印刷术的问世、发展与传播，对于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印刷术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继而推动了技术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同时随着大量汉字印刷物向海外流通，汉字也被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视为是具有崇高的地位。
儒释道思想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国家更是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促进了客观上的东亚文化圈或者说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同时随着我国印刷术的发展传播，以及中华文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流传。
中国佛教、政治制度及儒家学说也一度被广为信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体现出较大的影响力，以汉字为基础形式的文化体系得以逐步发展成型，东亚文化圈的国家对于中华文明也具备了基础的认同感。
中国古代印刷术在非洲的传播
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在非洲并未进行广泛传播，一般认为仅传播到埃及。根据对各个学术文献库的搜集整理，对中国古代印刷术在非洲传播进行研究的文献只有寥寥数篇，且多夹于研究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在全球传播的几部专著中。
学者张秀民、钱存训及潘吉星等根据史料考据的结果，对中国古代印刷术在埃及的传播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其主要的史料依据是《东西交通史汇编》和美国学者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