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艺术,也是女性主义民族志的实验澎湃

                            

文/杨云鬯(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

年11月,《科学进展》(ScienceAdvances)期刊刊载了一篇题为《早期美洲的女猎者》(FemaleHuntersoftheEarlyAmericas)的文章。基于考古学证据,文章展示了一位生活在距今约年前的南美洲女性的墓葬、骸骨及她用于狩猎的工具组[1]。这一发现极大地撼动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几成学界主流认识甚至社会常识的“狩猎—采集”模型。这一模型指出,在原始社会中,外出狩猎的活动主要由男性完成,而女性则大多就近进行采集工作和照顾家庭。在该模型下,以男性为主力的狩猎工作被认为对保全种群有更重要、更具创造性的意义,因此男性也被认为比女性更有价值。尽管这一模型在提出伊始便一直遭到女性主义者的非难[2],但它仍然成了性别分工论的滥觞,被功能主义者用来“合法化男性统治及性别分层”[3]。直至今日,性别分工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人的就业选择。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依旧被认为是“科学的”。尽管“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或塑造了人类社会对男女角色的定义及分工”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争议性话题,但可以确定的是,一系列关于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仍存在并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活。

魏淑凌教授(SashaShu-LingWe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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